王福庵与唐醉石的金石缘

20世纪我国印坛出现了两位杰出人物，他们相交半个多世纪。他们是艺术上的挚友，不仅艺术创作上各领风骚，而且友情深厚。他们就是一代宗师王福庵与唐醉石。

王、唐二人一生虽然离合无常，但只要相逢，必朝夕以研讨金石、书法为乐，他们对艺术的真诚与热情，罕有其俦。1914年，唐在为王刻的“王寿祺”（按：王福庵原名寿祺）一印边款记：“甲寅春，维季（按：王福庵字维季）来湘入夏，适余因事赴杭，未能畅舒怀抱，秋间返里，复与纵谈金石，晨夕无间，颇极一时之乐。行将之汉，索刻此印，即以志别。嘉平月望日，醉石记于水月林东轩。”

在篆刻艺术创作上，王、唐联袂，重振“浙派”声威，后人谓之“新军”。他们在艺术上相互切磋，自谦、自信而又真诚赞佩对方。唐刻“李锜”一印边款记：“福庵篆此颇似秦人银印，醉石刻之，乙卯十月。”王在唐刻“听雨轩”印上署款：“醉石刻印喜抚曼生，此印偶仿完白山人篆，亦能得其神似，钦佩！钦佩！福庵拜观并志。”王治印擅朱文，唐则以白文胜，唐刻朱文“琅邪季子”（见图1），边款多自谦之词：“余刻印每多作白文而少作朱文，今大胆刻比，仍觉软弱，维季许我何如？甲寅十二月十又五日记，醉石山农。”但偶有合意之作，唐又掩饰不住内心的自信。他在“范崇德印”边款记：“醉石得意之作，福庵看看何如？乙卯重九前三日皆在长沙。”

尽管如此，这并不妨碍王、唐二人在艺术上的独立追求，他们的艺术思想亦各不相同，可谓一时瑜亮。汪新士1948年刻“书宗两汉”，题记：“次日蒙唐师修改，更得苍莽之致矣。”再记：“越二日，又承福师（王福庵）略磨后告之曰：‘醉石之苍莽，吾闻远不如；而气韵浑厚则有过之也，汝其细味之。’十二日晚记。”又如：是年4月，汪新士刻“曾为国政”题记：“此印唐师云边与字太宽，而王师则谓不然，因特志之，固各执一是耳。”王、唐二人印艺主张与意趣之异同于此可见一斑；二人之于印艺的真诚与自信，亦决非常人可比。

王、唐在篆刻上虽各擅其长，但兴之所至，时常令刻一印，亦是印坛一段佳话。“三缄其口学金人”一印边款记：“醉石制钮以赠福庵。甲寅十月十有九日越一日，福庵、醉石合作印面。”唐刻“穷年弄笔衫袖鸟”（见图2），王署款：“甲子春，福庵自篆于燕，越六载己巳，醉石为刻成之。余与醉石初遇于杭，嗣会于湘，又聚为燕，今又来秣陵，皆朝夕弄笔以为乐。”合作之洽意，友情之深厚，溢于言表。

1925年，王福庵46岁时在北京因手拨电风扇开关遭电伤，数月后痊愈。唐醉石得知后欣喜异常，即驰书慰问，并刻“真手不坏”一印相贺。是印唐未署款。事隔10年后的1935年，王福庵署款：“余手触电大愈之后，醉石作此见贻，今检视之，未署款也，因补记之，乙亥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