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文化和仓颉文化 仓颉造字·书同文字·规范汉字

一、仓颉是汉字规范第一人

汉字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文字，也是从诞生起一直使用到现在未曾中断、寿命最长的文字。它记录了五千年丰富灿烂的中华文化，使中华文化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之一。

汉字是怎样产生的？汉字是为了满足记录语言的需要而产生的。语言的历史远长于文字，汉语的历史比汉字的历史长得多。在我国，汉字产生以前，有所谓结绳记事的传说和记载。《易经·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guài，六十四卦之一）。”这基本反映了历史的真实。而在汉字的产生问题上，有广为流传的仓颉造字之说。这种传说最早出现在战国时代的文献里。《吕氏春秋·君守》说：“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荀子·解蔽》说：“故好书者众而仓颉独传者，一也。”到了秦汉时代，仓颉造字之说流传更广，影响更深。《淮南子·本经训》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夜鬼哭。” 李斯统一文字时所编的儿童识字课本，第一句就是“仓颉作书”，所以他编的课本叫做《仓颉篇》。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则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又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到了南北朝，刘勰《文心雕龙·练字》篇产生了“文象立而结绳移，鸟迹明而书契作”的名句。

把汉字的创造说成仓颉一人所为显然是不妥的，把这一传说神秘化更是不正确的。实际上，文字是在古代先民们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共同创造的。文字起源于图画，这是人们的共识。所以鲁迅说：“文字在人民间萌芽”；“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坛》）这种说法是可信的。萌芽期的文字可能是分散的，不成系统的，经“史官一采集”，再予以整理、加工、完善、提高，使之同语言中的词完全对应并逐渐固定下来，“便可以敷衍记事了”。

但仓颉造字传说毕竟是先民对于“作书”先行者的一种隆重的纪念，其中也不乏可信之处。例如，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就是既符合历史的发展，又符合汉字产生的实际。文字产生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是国家管理和政事往来的需要。仓颉是史官，因而最有可能对群众中产生的分散的文字加以“采集”和“整理”。仓颉所处的时代，应在原始文字有了一定数量积累的阶段，作为史官，长期从事采集整理文字的工作，因而逐步掌握了文字结构的规律，以及用文字记录语言的规律，成为这一方面的专家。章太炎在《造字缘起说》中指出：“一二三诸文，横之纵之，本无定也。马牛鱼鸟诸形，势则卧起飞伏，皆可则象也；体则鳞羽毛鬣，皆可增损也。字各异形，则不足以合契。仓颉者，盖使整齐划一，下笔不容增损。由是率尔著之符号，始为约定俗成之契。”这里所谓“下笔不容增损”云云，或许有点过分，但他强调仓颉在汉字整理、规范方面的作用，无疑是正确的。可以认为，仓颉是从原始文字过渡到规范文字的过程中，起了独特作用的一位伟大人物。因此，我们可以说，仓颉是汉字规范第一人。

二、“书同文字”是中华民族统一的伟业

“书同文字”是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相传周宣王时的《史籀篇》，是教学童识字的课本。周王朝是一个统一王朝，其文字当是全国统一的。《周礼·春官·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郑笺：“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书之文字，得能读之。”这里，“四方”就是全国各地。所以“掌达书名于四方”就是负责让全国各地使用统一的文字。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说文解字·叙》）到了秦始皇统一全国，便实行“车同轨、书同文”，而“书同文”的具体政策则是“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即先前六国文字中凡与秦国文字不同的一律废止。秦王朝不仅使政治上的大一统成为后世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而且奠定了汉字“书同文”的坚实基础。其后，对秦之统一大业（包括政治的统一和文字的统一），两汉继之；魏晋南北朝乱之，隋唐又继之；此后的宋元明清一直未曾中断地继承下来。

考察我国政治统一与文字统一的关系可以看出，凡政治统一，文字必统一，凡政治分裂，文字必不统一。试看：商周统一，文字统一；春秋战国乱之，文字混乱；秦汉统一，文字统一；魏晋南北朝分裂，文字混乱；隋唐统一，宋元明清继之，文字统一；最近六十余年来两岸分治，文字又不统一。由此得出一条结论：政治统一，文字必统一。从上面的历史事实可以看出，汉字是一种容易受政治影响的文字，在这一点上，不如英文。周有光说：“英语的规范化水平是很高的，……英语应用地域很广，能够有如此高的规范化水平，其中一定有奥妙。奥妙是什么呢？是英语不受政治的影响。这一点非常重要，值得汉语学习。”（《语言文字应用》1999年第4期的《卷首语》）所以，当前促成两岸四地汉字实现新世纪的“书同文”，必须促成祖国政治上的统一方可最终实现。《三国演义》第一回：“话说天下大势，久分必合，合久必分。”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上述中国历史分合递变的规律，但统一是“天下大势”，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

试想，当年若不是美国发动朝鲜战争，中国人民抗美援朝，台湾早就与大陆统一了，还会有今天两岸汉字的“繁简并立”？没有两岸的“繁简并立”，港澳“回归”，自然也就实行大陆的“规范汉字”，无疑，早已是“书同文”的一统天下。

但是，我们也不能等到国家统一了，再去筹划汉字的统一。十多年前，就有大陆和台湾的有识之士谋划两岸的“书同文”事业。十多年来，他们发起的民间汉字书同文研究事业已蔚为大观。现在不仅一年一度的书同文研讨会已经开了13届，《汉字书同文》论文集已经出版了9辑，她的旗下，已经团结了两岸四地及全世界华人华侨共四百余位专家学者，而且，这样的民间活动正在为祖国的完全统一在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民间书同文研究，得到了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的大力支持，其机关刊物《语文建设通讯》在宣传民间书同文事业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

三、“规范汉字”是21世纪“书同文”的基础

民间的“书同文”研究代表了民意，而政府的“书同文”研究才是根本。

国家重大项目《通用规范汉字表》，是贯彻落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重要举措，也是为国家实现完全统一后中华民族实现“书同文”的实质性“工程”，是21世纪“书同文”的基础。2009年8月，《通用规范汉字表》（征求意见稿）（以下除需要外简称《字表》）向全社会公布，公开征求意见，现在已经过去一年多了，尚未正式公布。本来该项目为“十五”重大项目，原来的课题名称是《规范汉字表》，无“通用”二字。后来改为《通用规范汉字表》，可能要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相一致。但光从研制时间上足可看出专家组的审慎和高度负责精神。“十五”项目，“十一五”已经结束了还未出台，也可想见其中“工程”之艰巨。我认为，这样做，符合汉字发展和汉字研究的规律。语言的发展要符合“约定俗成”的原则，汉字的发展要符合“渐进率”，否则，社会就不能很好地“接受和适应”，甚至导致失败。《字表》中“44个微调字”在征求意见中群众“反弹”意见最多就说明了这一点。《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仓促出台，招致社会强烈反弹，最后不得不废止就是深刻的教训。当然，我们推行《汉字简化方案》（包括据此编制的《简化字总表》）由于实行“约定俗成、稳步前进”的八字方针而取得成功，则是正面的经验。我认为，正面的经验和反面的教训同样珍贵。我们这一次正式出台《通用规范汉字表》之前，应该将科学性、系统性、社会性三者很好地“结合”，能够吸收民间的研究成果，借鉴台湾、港澳汉字研究的合理成分，成为“集大成”的成果，一旦正式公布，就会被社会广泛接受，很快适应。

现在的讨论，只能以《通用规范汉字表》（征求意见稿）为基础。去年8月，《字表》公布后，笔者在《西安晚报》2009年9月7日《文化纵横》版的《对汉字整形的理性思考》一文中谈了对《字表》的意见。在文中“对《字表》的总体看法”部分，我认为《字表》的成功之处有四：（一）对繁简之争有了一个明确的回应，坚持了汉字简化的方向。（二）进一步解决了异体字的问题，“释放”了51个异体字。这51个异体字主要是姓氏用字、人名用字、地名用字、科技术语用字，给户籍管理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会带来方便。（三）补充了一些必要的字。补充字，除“释放”的51个异体字外，还在《简化字总表》2235简化字的基础上，再类推出265个，使总数达2500个，以满足语言生活的需要。另外，还根据现实生活状况收录了6个原来的繁体字，并加注说明了使用范围。（四）确定了通用汉字的字量、字级、宋体字形，使通用字达8300个。

在文中“对44个‘微调’字的意见”部分，我肯定了《字表》提出的“亲、榇、杀”等17个字，其中“底木”一律“不带钩”；“辱、褥、缛、溽”等字中的“辱”偏旁，凡包围结构一律改为上下结构，与“辱”一致；“籴、汆、褰、衾”从汉字书法“避重捺”的原则出发，末笔都改为“长点”，字体更美观。“毂”，是个错字，当然应该改（依规范的繁体类推简化，左下的“车”上面应有一短“横”）。“琴、瑟、琵、琶、徵”5个字，“巺、撰、馔、噀”4个字，“恿、瞥、憋”3个字和“魅”共13个字，可以不改，理由是：前12个字不该“无大碍”，甚至更美观，“魅”字的“未”偏旁“无重捺”，末笔不需要改为“长点”。

《字表》征求意见结束已经过去一年多了，我们热切地盼望和殷切地期待《通用规范汉字表》的正式出台。

林允富：西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