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各地学者呼吁汉字书同文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国两岸四地的不少学者就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文章，或在相关场合发表演讲，探讨两岸汉字使用的现状，呼吁书同文。根据上海汉字研究史料馆提供的资料，主要有：

　　1981年，香港中国语文学会提出《准许学生在公开考试中书写惯用简体字的建议书（初稿）》。该建议书所指的“惯用简体字”包括内地1964年公布的《简化字总表》、台湾1979年公布的《标准行书范本》和新加坡1974年公布的《简体字总表》三个表中共通的简化字796个[1]。

　　1989年10月号《语文建设》发表周有光先生的《〈汉字简化方案〉的推行成果》一文。文章指出：汉字使用的现状“旧书新书不同，海内外不同，从国内外整个汉字流通地区来看，旧的‘书同文’破坏了，新的‘书同文’还没有建立起来。”周有光先生又在《新语文的建设》[2]一书中写道：“如果通过共同协商，把不必要的歧异，分阶段地使其统一，将对所有使用汉字的国家和地区都有好处。”

　　1990年1月12日，上海钢铁五厂培训学校的语文高级讲师周胜鸿先生在上海《联合时报》上发表题为《欲求统一，请先书同文》的文章。周先生在文章中倡议由各方人士组成一个“大中华汉字统一革新实行委员会”，来推动汉字的统一。同年5月，北京《统一论坛》月刊又发表周胜鸿先生的《欲求中国之统一，请从书同文做起》一文。

　　1990年第1期的北京《统一论坛》发表钱伟长的文章。文章指出“书同文是祖国统一的基础”。

　　1990年第6期北京《统一论坛》杂志发表河南淮滨县台湾事务办公室公务员张全林署名张呼哉的《汉字亟待统一》一文，回应周胜鸿先生的倡议。

　　1990年6月16日，馬樹楷在台湾《民众日报》发表《改革汉字以适应台海两岸趋势》一文，指出“目前台岛讳言文字改革，……实为不智之举。”

　　1990年11月25日，班童憶在台湾《联合报》发表《呼吁两岸文字必须早日统一》一文。

　　1991年8月27日至28日，“海峡两岸汉字学术交流会”在北京举行，结束了两岸汉字学界40多年的隔绝状态。40多位在京大陆学者和近20位台湾学者参加了会议。北京语言学会会长张志公主持开幕式。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会长袁曉園致辞[3]。

　　1991年9月23日，大田在台湾《中华日报》上发表《两岸统一请自文字始》一文，呼吁有关当局“在已认同的观念架构上，从速采取行动，妥订工作计划，整理当今两岸的繁简体字，并进一步把它们统一起来。”同时“企盼两岸有心的专家学者，坦诚合作，为此千秋百世的民族文化大业，作出划时代的贡献，也使两岸的统一，有个成功的开端。”

　　1991年第3期的北京《统一论坛》发表林榆的《统一繁简体汉字，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一文。文章呼吁“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的文字工作者携起手来，共同维护祖国文字的纯洁性和统一。”

　　1991年10月11日，孙逊在上海《文化艺术报》发表《书同文与两岸统一》，建议“可先成立由两岸专家学者组成的工作小组或委员会，共同商议统一两岸文字的方针大计。”

　　1991年12月，黃沛榮在台北《华文世界》第62期发表《海峡两岸整理文字的现状与省思》。

　　1992年第1期的北京《台声》发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的魏励[4]]所撰《中国大陆、台湾汉字的异同》一文。

　　1992年第1期的北京《语文建设》发表许长安《海峡两岸用字比较》一文。

　　1992年3月，莊澤義在香港《语文建设通讯》第35期上发表《书同文的前景并不悲观》。

　　同年同月，姚榮松和徐家楨在台湾《华文世界》第63期发表《在海外华文文字教学座谈会上的发言》，呼吁“两岸学者及主事者坐下来谈”，“在两岸政治统一之前，先达到文字统一”。

　　1992年6月，姚榮松又在《华文世界》第64期上发表《海峡两岸语文差异的探讨》。

　　1992年12月，周胜鸿在香港《语文建设通讯》第38期发表《试订〈统一汉字总表〉》一文，再次建议由海内外语言文字工作者共同组成“大中华汉字统一革新实行委员会”，着手讨论研究汉字的整理、改革，拟订出一个供全世界华人共同使用的《统一汉字总表》。

　　1993年第1期北京《语言文字应用》发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费锦昌教授的《海峡两岸现行汉字字形对照分析》一文。文中说：“统一大陆和台湾的现行汉字是一件十分重要而又复杂细致的工作，需要海峡两岸的有关部门和语文工作者，捐弃前见，满怀诚意，平心静气地坐下来，共同探讨，深入研究。”

　　1993年3月12日，台湾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王熙元在台湾《中央日报》发表《探寻两岸文字统一之路》一文。文中说：“中国统一当以文化统一为先，而文化统一应以文字统一为首务，如果海内外中国人具有共识，则不难于数年之内促成中国文字统一之文化大业。”

　　1993年3月14日，在台湾台北市举行了“中国文字统一之路”学术研讨会。该次会议由台北太平洋文化基金会、台湾师范大学文学院和台北中国文字学会联合主办。台湾师范大学文学院王熙元院长主持研讨会[5]。

　　1993年6月，台湾世界华文教育协进会编辑发行的《华文世界》第68期发表周胜鸿根据20多位海内外学者的文章辑录而成的《关于“书同文字”的方向与展望》。

　　1994年3月6日至7日，在台北举行了由台北中华语文研习所和《思与言》杂志联合举办的《两岸汉语语汇文字学术研讨会》[6]。

　　1994年，第44期香港《语文建设通讯》发表时任山东大学讲师的孙剑艺先生《论祖国书同文的基础》一文。

　　1995年，第48期香港《语文建设通讯》发表孙剑艺的《谈汉字繁简与书同文》。同年，第1期的《山东大学学报》发表孙剑艺《论海峡两岸汉字的现状与前景》；第3期的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发表孙剑艺《论汉字繁简与书同文》。在文中,孙先生指出“书同文是祖国统一的呼唤”，“是时代发展的要求”。

　　1996年9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李行健、王铁琨在台北《华文世界》第81期发表《两岸词汇比较研究管见》。

　　1998年及之前，相关报刊发表的呼吁或研究汉字书同文的文章还有：

　　1983年1月，香港《语文建设通讯》第9期发表该刊资料室的《海峡两岸字形整理概况》。

　　1989年10月，香港《语文建设通讯》第25期发表《繁简字使用问题座谈会纪要》。

　　1991年1月，北京《语文建设》发表邢公畹的《谈统一汉字形体工作》。

　　1991年2月，北京《语文建设》发表文炼的《谈谈识繁写简》。

　　1991年2月，北京《语文建设》发表颜逸明的《海峡两岸统一用字的思考》。

　　1992年3月，北京《语言文字应用》发表李青梅的《海峡两岸汉字字音比较》。

　　1992年3月。香港《语文建设通讯》第35期发表呂作昕的《海峡两岸语文统一刍议》。

　　1992年7月，北京《语文建设》发表李金铠的《同台湾学者谈两岸文字的统合与规范》。

　　1993年1月，北京《语文建设》发表陈一的《评对“识繁写简”的新解释》。

　　1993年3月，北京《语文建设》发表林川的《从印刷技术看繁简汉字》。

　　1993年10月，北京《语文建设》发表施正宇的《繁体字现象面面观》。

　　1993年10月，北京《语文建设》发表季永兴的《澳洲华人的中文教育》。

　　1995年3月，香港《语文建设通讯》第47期发表潘禮美的《海峡两岸审音比较》。

　　1995年5月，北京《语文建设》发表仇志群的《汉字简化问题在台湾》。

　　1996年9月，台北《华文世界》第81期发表竺家宁《两岸外来词的翻译问题》。

　　1997年3月，北京《语言文字应用》发表单周尧的《香港的汉语汉字研究》。

　　1997年7月，香港《语文建设通讯》第60期发表孔宪康的《简化字与繁体字应该有一一对应》。

　　1998年1月，北京《语文建设》发表邢福义的《令人忧虑的汉字“繁体错位”》。

　　1998年4月，北京《语言文字应用》发表曹逢甫的《二十年来台湾社会语言学的研究》。

　　1998年10月，北京《语文建设》发表陈美玲《新加坡华语中的语码夹杂现象》。

　　1998年12月，北京《语文建设》发表萧国政的《新加坡华语发展的历史动因和华语形态透视》。

　　海内外众多专家学者对汉字书同文问题的探讨、研究和呼吁，表达了全体炎黄子孙盼望早日实现汉字书同文的共同心声。

[1] 见香港《语文杂志》第6期，1981年出版。

[2] 语文出版社，1992年3月出版。

[3]北京《团结报》1991年9月7日。

[4]后调至商务印书馆汉字研究室工作。

[5]台北《中央日报》，1993年3月15日。

[6]台北《思与言》，1994年 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