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书同文目标与任务之我见

汉字书同文研究是近年来比较热门的一门学问。也是一门很值得研究，而且人人都可以研究的学问。不但文科系的老师同学可以研究，理科系的老师同学也可以研究。大名鼎鼎的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作为书同文研究的老前辈，他就曾经是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的教授和上海财政经济学院的教授。经济学是他原来的老本行，研究语言文字仅仅是他的业余爱好。由于成果比较突出，后来才调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任职，并逐渐成为蜚声中外的语言文字学家。

最近几年，周先生曾指出：汉字书同文，是21世纪必须解决的问题。那么，什么是汉字书同文呢？为什么一定要实现汉字书同文呢？目前汉字书同文的现状如何呢？实现汉字书同文还面临哪些主要任务呢？今后的路应该如何走下去呢？下面分别谈谈个人的一些粗浅之见。

一 汉字书同文的基本含义

“书同文”原语有两个较早的出处，但都与秦始皇的“书同文”有关：

（1）作为“四书”之一的《中庸》里有一段话：

“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做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

意思是说：不是天子就不要议订礼仪，不要制订法度，不要考订文字规范。现在天下车子的轮距一致，文字的字体统一，伦理道德相同。虽有相应的地位，如果没有相应的德行，是不敢制作礼乐制度的；虽然有相应的德行，如果没有相应的地位，也是不敢制作礼乐制度的。

《中庸》是《小戴礼记》中的一篇。有人说《中庸》是子思所作，其实是秦汉时儒家的作品。这段话就是很好的证明。因为“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局面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才出现的。

（2）出自《史记·秦始皇本纪》：

“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

根据司马迁的记述，战国时诸侯割据一方，各国制度不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不仅统一了货币和度量衡，而且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秦始皇的“书同文”，是以小篆文字取代了当时其他六国的古文，这在汉字发展史上是有重大意义的。当然也有某些负面作用，譬如废除了六国古文及其文化，以及为了压制各国儒生、贵族们的不满而进行的“焚书坑儒”等。

我们今天的汉字“书同文”，其含义已与秦始皇时的“书同文”大不相同。我们的最终目标不仅是要求用统一的汉字来书写汉语，而且还要让汉字能够书写世界上所有的语言，即让全世界人都能使用我们的汉字。而且，我们的“书同文”不再具备那样浓重的政治色彩，并没有借助推广汉字来推行某种政治主张的意图，也不想跟秦始皇一样，通过消灭其他文字文化的手段，采取“焚书坑儒”的办法，强制推行某种汉字体系，而是要在以自愿为原则，以顺其自然为基础，依靠整个语言文字社会的自觉行动，逐步把汉字建设成为一种可以方便而准确地书写汉语、日语、韩语以及世界其他各种语言的通用性、标准化的文字体系。

二 为什么一定要实行汉字书同文

实行汉字书同文，是人们提高语文生活质量的本质需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
⒈ 汉字书同文是提高汉语人语文生活质量的本质需要

汉语人是指学习和使用汉语进行言语交际的中国人和外国人。汉语人要很好地使用汉语，尤其是书面汉语，熟练地掌握和使用汉字，是其必然的选择。但问题是，目前汉字书不同文的现状，给汉语人学习和使用书面汉语造成了许多不便。

最典型的例子是大陆使用简化字，而港、澳、台和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的大多数则使用繁体字。简化字和繁体字如果都能够一一对应，仅仅字形不同的话，也不会造成多大麻烦。问题是大陆在简化汉字时，由于执行压缩字数的原则，利用同音代替、相近归并等方式，取消了不少常用汉字的使用资格，而用另外的写法比较简单的字来代替它们。这样做的结果是：字数虽然减少了，但传统的字与义对应关系被打破了，“非对称繁简字”诞生了。譬如：

“老闆”现在写作“老板”，“闆”字被取消了使用资格，它的意义都让“木板”的“板”来承担了。这样一来，简化字中的“板”实际上就对应着繁体字中的“闆”和“板”两个字，而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了。40岁以后的大陆人从小接受的就是简化字，因此不大容易发现其中的问题，对于“老板”是不是“老板子”也不那么在乎，但是让港澳台人士和华人华侨看来，则十分别扭，心理上难以接受：“老闆”怎么能成了“老板子”呢？这不是骂人吗？

“斗”与“鬥”本来是两个字，读音意义都不同，但简化后以“斗”代“鬥”，“鬥”的使用资格被取消了，因此“鬥爭”成了“斗争”。“七斗八斗”（“七鬥八鬥”）是什么意思呢？有些港台人士就困惑。

“余”（我）与“餘”（剩余）本来也是同音而义异的两个字，简化后归并为“余”一个字，遇到“余年无多”这种句子时，就不知道是“餘年无多”还是“余年无多”了。

“姜”与“薑”本来也是音同而义异的两个字，简化后只保留一个“姜”，于是“薑齋詩話”就成了“姜斋诗话”，很容易让人误解为姜姓之斋里写出的诗话。实际呢？“薑斋”是王夫之的号。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薑斋，别号一壶道人，晚年居衡阳之石鼓山，学者又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潜心著述四十年，精通经学、史学、诗学等，是明清之际杰出思想家。与顾炎武，黄宗羲同称明清三大学者。再说，把表示草本植物及其茎块的“薑”与表示姓氏的“姜”混为一谈，对所有姓姜的人都是不尊重的。

“皓”与“暠”是一对异体字，“暠”被取消使用资格后，一切由“皓”代理，在一般文本中也许问题不大，但用于人名时，就很容易引起混乱。例如：

李暠（公元351年～417年），字玄盛，小字长生，陇西成纪人，是西汉李广的第十六代孙子（但有的版本是写作“李皓”）。

还有个唐兵部尚书，也叫李暠（有的版本写作“皓”）。这个李暠是当时的正人君子。开元初年，有个妇人面见李皓，她容貌风度，言语学识，都为当时第一。李皓不敢接。恰好太常卿姜皎到来，李皓把妇人介绍给他。姜皎大会公卿，妇人自称会看相，看见张说说：“宰相的面相。”于是为诸位公卿相面，言无不中。妇人对姜皎说：“您虽有好相，但不能寿终。”酒席将散的时候，姜皎轻侮地与妇人在别的屋子，把献媚的话都说尽了，将要偷情的时候，公卿们纷纷前去偷看，当时李皓在场，最后一个去看，妇人突然就高声大叫起来，姜皎惊吓得掉在地上，有人取来烛光一看，见床下有一堆白骨。当时议论的人都说，那是因为李皓坚贞刚正，所以鬼才惧怕他。（出《广异记》）

有些字简化时只简化了一半意义，即只给一半意义找到了一个简单的写法，另外一半意义仍旧用原来的字，例如：

讎（仇、雠）、兒（儿、兒）、乾（干、乾）、閤（合、阁）、夥（伙、夥）、藉（借、藉）、剋（克、剋）、瞭（了、瞭）、麼（么、麽）、蘋（苹）、餘（余、馀）、摺（折、摺）、徵（征、徵）

因为是一个繁体对应两个简体，这些非对称繁简字经常造成“繁转简”的混乱。譬如当我们把从网上下载的繁体字文本转换成简化字文本时，经常发现一些转换错了的地方。如把“么麽小丑”转换成了“幺么小丑”等。

以上谈的都是繁简字之间的问题，就是简化字内部，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譬如异体字问题，如果没有一个“书同文”的标准，也是不能消除其使用中的混乱现象的。例如：

布、佈：前者的意义很多，但在“宣布、发布”等意义上二者是通用的，因此有些人用“布”，有些人用“佈”，非常混乱。

尝、嚐：在“品尝”意义上，二者是通用的，因此使用情况也非常混乱。

豆、荳：在“豆科植物”意义上二者通用，因此使用情况也不很乐观。与此相类似的还有：

径、逕，里、裡，栗、慄，升、昇，尸、屍，疏、疎，酸、痠，坛、罈，涂、凃，席、蓆，夭、殀，游、遊，岳、嶽，沾、霑，志、誌，注、註，周、週，等。

这些前者包孕后者的非等同包孕异体字，其被包孕者（后者）既没有被收入《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也没有被《现代汉语词典》确认为正体字，但是，它们的使用频率都较高，而且跟包孕者（前者）的音义分工比较明显，因此，我们认为，也应该按意义分化法处理，将它们列入被推荐使用的正体字之中。

即使有些双方都被认作正体字的，如“作、做”、“以来、一来”之类，也存在使用上的混乱现象。什么时候该用“做”，什么时候该用“作”，好多人心目中并不明确。同一个意思，有的人用“作”，有的人用“做”，自然就是书不同文了。“这样以来”还是“这样一来”呢？好多人并不明确。
⒉ 汉字书同文是提高全人类语文生活质量的本质需要

世界上的文字很多，为什么一定要让汉字书同其他文字呢？是否是出于中华民族的一己之私呢？表面上看好像是，其实并不是。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使用汉字，就一定要全世界的人跟我们一起使用汉字。而是因为，汉字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字体系，它具有其他文字体系不具备的许多优点。在推行拼音化的时代，我们曾经提出了汉字的许多缺点，并把文化经济落后的原因归罪于汉字，但是，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和汉字文化圈经济文化的腾飞，过去的“定论”已经不攻自破了。那么汉字到底有哪些优点呢？

三百多年前，德国人莱布尼兹就已经通过对西方文字的研究和与汉字的比较得出结论，认为汉字较西方文字更易成为世界通用文字。当然他并不精通汉字，但他天才的直觉，不知要比傻乎乎的叫嚷要消灭汉字的人们高明多少倍。

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又辛认为，汉字的最大优点，是它的超方言性。中国是地域广阔、方言复杂的国家。但是汉字却是全国通行的书面语言交际工具。语言不同，以笔代口写出字来，却完全一样。汉字的好处，就是不管各地方言如何不同，都可以使用相同的字，这有利于统一文字。如果使用拼音文字，那么首先要解决一个学习普通话的问题，否则，就会出现广东文、闽南文、上海文、北京文等，妨碍人们思想交流。而推广普通话并不比扫除文盲容易。汉字的这一特点，完全可以推广到世界各种语言中去，因为各类语言正是各类方言继续分化的结果，因此，汉字能记录各种方言，当然也能记录各种语言 = 1 \* GB3 ①。

汉字还具有超时间性。拼音文字五百年前的著作，非专家就读而不懂。而我们中国人，一二千年前的诗文，如“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连小孩子都能理解。中国历史悠久，古今语音变化很大，但是商周的古文我们现在仍能读懂，这不能不归功于汉字。

汉字的另一优点是它的有理性。文字是一种符号体系，它可分为有理性文字和无理性文字两大类。所谓无理性，是指纯表音文字，如假借字、音节文字、字母文字等，这种文字纯系一种符号，与要表达的事物没有直接联系。所谓有理性文字如汉字，它除了表示词的读音，还是代表事物形类的标志。如“水”字，是从象形文字水的形状演变而来的。它有表形和表音两个作用。再如“汪”、“洋”两字，用“水”表示类属，用“王”、“羊”表示读音，叫做形声字，是汉字的主体，这种形声兼顾的特点，便于识别和记忆 = 2 \* GB3 ②。

汉字有难学的一面，尤其对西方人更是如此，但其有理性正好可抵消这种困难。汉字数量虽然很大，但常用的只有两三千。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编辑的《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列出了2500个常用字，占实用文字的97.97%；如果再加上次常用字1000个，那么这3500字就占实用文字的99.4%。也就是说，认识了3500个汉字，就可以阅读一般的报纸而没有什么大的困难了。还有一点是，汉字大多数都是在极少数的字根的基础上，通过拼合和增加笔画构成的，因此，连常用字也不需要一个一个地硬记，需要硬记的只是很少的几十个字根。说汉字数量大，难学，是因为没有摸清汉字体系的基本特征。

汉字的有理性决定了它可以用单个的汉字来构成很多的合体字以及很多的双字词和多字词。即使是第一次见到这些字、词，也可以凭构成它的字根或单字猜到其意义。而英语一般来说则是做不到的。英语称牛是ox，这是通称，也称阉过的公牛，如果是没有阉过的就叫bull；母牛是cow，小牛是calf，而牛肉叫beef。鸡叫做chicken，公鸡叫做cock，母鸡叫做hen，小鸡和鸡肉都叫做chicken。还有：羊是sheep，而公羊是ram，母羊是ewe，小羊是lamb，羊肉是mutton。Sheep是指绵羊；如果是山羊，就叫goat。这些相关字无论从字形还是发音来说，都不相干，必须硬记，麻烦死了。中文就容易得多。一个“肉”字，适用于一切肉；而不管是什么动物，是雄的就在名字前加“公”字或“雄”字，是母的就加“母”字或“雌”字，是小的就加“小”字，不必另造新字。

从另一个方面说，拼音文字记录汉语非常困难，但汉字记录其他语言则相对比较容易，而且已经有先例，越语、日语、韩语等，都曾经或正在使用着汉字。相比之下，用汉语拼音书写的汉语则很难让人接受，近年来大量吸收的字母词，从长远看，也只不过是一种临时性的过渡现象而已，就像“五四”时期曾经吸收过来的一些字母词一样，没有几个能逃脱被汉语词同化的命运。

总之，实行汉字书同文，对于汉语人和全人类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汉字有这种潜能，我们为何不让它充分发挥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