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书同文”是信息网络时代语文现代化的要求——汉字的字形与读音亟须统一

江泽民总书记曾经指出：“四个现代化，哪一化也离不开信息化。”20世纪末，信息技术兴起，使人类步入信息时代。一场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技术革命方兴未艾。信息技术已成为“世纪工程”。数十年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直接影响了各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变化。现在，世界上一些国家开展技术的竞争，焦点又集中在信息技术上。信息技术正在影响着国家的经济、文化、教育以至人们的生活、工作等各个方面。江泽民主席在第十六届世界计算机大会开幕式上号召：“我们应该深刻认识信息技术的伟大力量，积极推进信息技术的发展。”语言文字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符号，是信息的载体，是信息技术的基础，其在信息技术中的作用尽人皆知。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共同的语言。越是现代化社会，越要求语言的统一。汉字形音的统一，是时代的要求，是实现汉语汉字共同规范的先决条件。诚如中国著名语文学者周有光先生1999年6月在清华大学举办的“汉字应用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所说：“大陆、台湾和香港都在快速发展经济，外国商人跟中国的经济往来正在上升……为了促进这一发展，我们应当考虑以民间学术团体的地位进行三方面的共同磋商，建立汉语汉字的共同规范，开辟一条使汉语汉字向前发展的新的道路。”(香港《语文建设通讯》61期58页，下引凡未注明出处，均为本刊，仅注期数、页码)笔者在1999年8月(上海)汉字“书同文”第二届研讨会的纪要中写到：“我们正迅速地跨入信息时代。信息乃构成世界的三大要素之一，语言文字是人类社会的重要载体，感受着21世纪的呼唤，人类将以更加辉煌的篇章写出新的历史……”(同上)不少有识之士大声疾呼：“鉴于在信息技术飞跃发展的今天，中国语文作为信息载体，迫切需要进行与信息时代相适应的改革。”(60期10页)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会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苏培成先生明确指出：“要想让汉字为今天和明天的应用服务，核心是做好汉字的‘四定’——定量、定形、定音、定序。”(51期10页)。汉字“书同文”要做的事情很多，当务之急是使“汉字”的“字”同形，使“汉语”的“语”同音。

一、汉字定形刻不容缓

国外新闻报道：现在世界信息网络上，英文占90％，法文占5％，中文只占1％。据说，联合国原始文件的80％为英文，15％为法文，4％为西班牙文，俄文、阿拉伯文和中文三种合起来为1％。(周有光《关于“大众普通话”问题》，59期5页)汉语作为联合国的法定语言之一，现状如此令人堪忧。相信每一个炎黄子孙，看了上面的数据以后，心里都不是滋味。原因何在？笔者以为，关键在于汉字的字形不统一。据周胜鸿先生《常用汉字字形比较》一书统计，目前在汉字文化圈内，仅一个“听”字就有8种写法，试问，国际互联网以哪种字形入网为好？我们汉字“书同文”研究会同仁，着手整理《统一汉字总表》之宏愿便源于此。汉字定形应以《简化字总表》和《标准行书范本》为基础，斟酌调整。限于篇幅，提出以下建议：

l、简化好的保留。在简化字中，我最欣赏的是“伞”字。简化者力图使“伞”字的形体贴合本义，对被观察的事物进行艺术简化而后定形，真正做到见形知义。当我们看到“伞” 字的时候，头脑里立刻产生“伞”的概念，眼前便呈现出一幅具体的图画——上面的“人”是伞衣，中间笔直的一竖是伞柄，两边的斜内竖是伞骨，底下的一横是伞键。“伞”字的每个构件均有着落，不亦确乎。简体“伞”字比繁体(傘、繖)好认好记好写。其他如：才(纔)、千(韆)、丰(豐)等，笔画极其简省；灭(滅)、体(體)、帘(簾)等见形知义；钥(鑰)、郁(鬰)、吁(籲)等见形知音；厅(廳)、达(達)、袜(襪)等音义俱现。更有阄(鬮)、凿(鑿)等字，其繁体不仅笔画繁多，结构复杂，笔顺不易掌握，即便是工具书中的印刷体，其字形亦须借助放大镜才能辨识清楚。像这些简化得好的字均应予以保留。

2、简化差的复繁。笔者认为简化较差的当首推“儿”字。甲骨文“兒”字上边是婴儿的头部(张口哭笑的样子)，下面是婴儿的双腿。简化后的“儿”字仅剩下肢，哪里还是婴儿？更奇怪的是“兒”字单独使用要简化，作构字部件用反而不能简化(如：倪、猊、婗、輗、蜺、霓、鲵、麑等)，真不知该字简化意义何在。又如“设”字，在第一、二届汉字“书同文”研讨会期间，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俞步凡先生曾多次同笔者谈及简化后的“设”字，容易与“没”字相混，因“设”的言旁稍一潦草便酷似三点水，“设有”往往被误为“没有”，意思正好相反。

汉语中一个严重的问题是音混现象。汉字简化不当是造成音混的原因之一。如“發達”的“發”(fa)和“頭髮”的“髮”(fa)统统简化为“发”，当念到人名“程十发”时，不知此“发”应读“发达”的“发”，还是该念“头发”的“发”，叫人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笔者在首届汉字“书同文”研讨会上，为此曾请教过汕头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朱永锴先生。现在全国不少城市中招牌上出现的“發廊”等，皆因汉字简化不当所致。

3、多形体的择一。(略)

4、不科学的另造。以“听”、“聽”二字为例，笔者认为，这两个字均不合汉字造字理据。“聽”字笔画繁复，且有表义不明的构件；“听”字简则简矣，而它只是一个借用字，《说文》释为“笑兒”。笔者认为，最好另造“”或“耵”字，因为听觉主要靠耳(而与“口”或“斤”无系)，应以“耳”作该字的意符，写成会意字“”(以手护耳聚声，与“看”字用手遮目聚光同理)或“耵”(“停”省声，因为耳朵只有停在那里不动，才能更好地收声入耳，我们可以从人或动物闻声时的神情推知此字的造字理据)。又如上述“發”、“髮”二字，众所周知，“发”是“發”的草书楷化字，为避免二字相混，可用该字繁体下部“犮”取代“髮”字。

5、不统一的趋同。祖国的统一大业必须从文字开始。因为“书同文是祖国统一的基础”。 (钱伟长语)早在十年前，大田先生就以《两岸统一请自文字始》为题，写过专论，并呼吁：“我们企盼两岸有心的专家学者，坦诚合作，为此千秋百代的民族文化大业作出划时代的贡献！”(见1991年9月23日台湾《中华日报》)而汉字形体的稳定是两岸汉字字形统一的前提。对于海峡两岸形体有差异的汉字，可采取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陈建民先生的意见处理：以大陆公布的《简化字总表》和台湾公布的《标准行书范本》为两岸汉字形体统一的基础。彼此克服对抗情绪，抛弃成见，从维护国家统一和计算机科学发展的需要考虑，哪些字该简化，哪些字不该简化，决定取舍。具体地说，通行简化字一方的大陆应往后退一步，把大约100个严重违反字理、增加交际困难的简化字恢复为繁体字；通行繁体字一方的台港澳应往前进两步，接受大陆那些简化合理或虽不那么合字理但已广泛流行的简化字，互相靠拢，使汉字形体逐渐缩短距离，趋于统一 (60期 4、17页) 。

二、汉字定音利国利民

1956年，国务院曾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也明写着“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条文。“普通话”，顾名思义，就是普遍通用的话，而方言，仅为一方使用之言。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理应推广普通话，以多数人的语言为标准，形成民族共同语，逐渐取代方言。1958年1月10日，周恩来总理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报告会上说：“要把六亿汉族人民的方言逐渐统一起来，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必须作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能实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周有光先生说：“中国的语言文字，必须不断进行自我完善化，紧跟着瞬息万变的历史步伐，向信息化时代前进。”并且指出，2千2百年前“秦始皇实行‘书同文’政策……今天，如果只有‘书同文’，就不合时代要求了，必须进一步实行‘语同音’。”( 62期3、5页)“语同音”主要是整理多音字，减少汉字中的一字多音现象。这一工作可从整理地名用字、姓氏用字及海峡两岸异音字开始。

l、地名用字读音必须一刀切。我国地广人众，方言较多。同一字在不同地方异读现象极其普遍。如“莘庄”的“莘”读xin，而“莘县”的“莘”却念shēn：“尉氏”的“尉”读wèi，而“尉犁”的“尉”却念yù：“黄埔”的“埔”读pǔ，而“大埔”的“埔”却念bù；“七里泷”的“泷”读1óng，而“泷水”的“泷”却念shuāng；“溱潼”的“溱”读qín，而“溱头河”的“溱”却念zhēn，等等。甚至同一地名，在不同的地方却有不同的读音。如同一地名“浒湾”，江西的“浒”读 xǔ，而河南的“浒”却念 hǔ；同一地名“漯河”，山东的“漯”读tà，而河南的“漯”却念luò，等等(如某人购机票或车票，本欲往甲地，结果因一音之差却到了乙地，其后果可想而知)。而所有这些均无规律可循。难怪外国人常问：“我想学汉语，学哪一种汉语好呢？北京汉语、台湾汉语、香港汉语？”(50期 5页)有人认为，使用方言这种特殊读音，是“方便一隅，麻烦全国”。笔者认为，使用方言的人也未必“方便”。因为每个地方都有外来者，绝非净一色的土著人，其交际之不便显而易见；况且此方言区的人又要记彼方言区的方言。所以笔者主张地名同形异音字，统一为常用字读音。若将“济(jī)南”、“台(tāi)州”、“丽(lǐ)水”等分别统读为jì、tái、lī，就省却一切麻烦。这不仅减少了一字多音形象，方便了大众，也有利于推广普通话，发展民族国家共同语。

众所周知，不少多音字，就是由于地名用字造成。如将“并(bīng)州”、“百(bó)色”、“牟(mù)平”、“闽侯(hòu)”、“繁峙(shì)”、“费(bì)县”、“蚌(bèng)埠”、“秘(bì)鲁”、“犍(qián)为”、“番(pān)禺”等地名改为常用字读音，以上诸字则只有一个读音了；又如将“东莞(guăn)”、“瓦窑堡(bǔ)”等地名改为常用字读音，则“莞”、“堡”等字亦减少一个读音。

推而广之，不少多音字均可采取此法合而同之。如“勾当”的“勾”改gòu为gōu，“论语”的“论”改1ún为lùn，“恐吓”的“吓”改hè为xià，“闷热”的“闷”改mēn为mèn，“体己”的“体”改tī为tĭ，“埋怨”的“埋”改mán为mái，“剥皮”的“剥”改bāo为bō，“提防”的“提”改dī为tī，“鲜见”的“鲜”改xiăn为xiān，“一令纸”的“令”改līng为lìng，“一叶扁舟”的“扁”改piān为biăn，等等；“东渐于海”的“渐”字，也没有读jiān的必要。

2、从覃县长之姓说姓氏读音。我(安徽祁门)县现任县长覃金平。作为“一县之长”的“覃”姓，在我手头一本收有444个单姓、61个复姓的《百家姓》中，居然没有“覃”字。其实，“覃”不仅为姓氏用字，且有两个读音，代表了不同的两个姓氏用字。这种情况在我国姓氏中还有数例。如：“勾(gōu,gòu)”、“乐(yuè,lè)”、“相(xiàng,xiāng)”、“盖(gài,gě)”、“隗(kuí,wĕi)”等，都有两个读音，分别代表了字同音不同的不同姓氏。

《百家姓》自宋代问世以来，因其易读易记、音调优美和谐而广为流传，以致成为一种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启蒙读物。但令人遗憾的是，以往《百家姓》的注音多有舛误。为追求押韵，有的注音《百家姓》只标出一种读音，而实际上有的姓氏却不止一种读音。如“覃”作为姓氏，既读qín，又念tán。又如同一个字，“万”作单姓用读wàn，在复姓“万俟”中却念mò；“车”作单姓用读 chēi，在复姓“子车”中却念jū；“单”作单姓用读shàn，在复姓“单于”中却念chán；“葛”作单姓用读gě，在复姓“诸葛”中却念gée，等等。这给姓氏用字认读及交际带来诸多不便。如覃县长，若非听别人称呼以及从县台电视新闻得知读qín，我真不敢冒然认读。

笔者认为，一个人的姓名，只不过是一种信息符号。字同音异的姓氏用字，只需统读一音则可(像上述“覃”姓等可只取一个读音，为避免二字相混，亦可另选一字作其姓氏用字)，根本用不着追本溯源，死沿原始读音。由于汉字和拼音文字不同，字的读音和字形(特别是多音字)没有必然联系，而一字多音的现象又极为普遍，有的字读音又很特殊，因之学起来也就更加困难。

简省多音字的读音，则是医治以上弊病的最佳良方。如“佛教”的“佛”和“仿佛”的“佛”，一般人大都不会念错，但作为姓氏用字的“佛”字读bì，恐怕却鲜为人知了。因为在《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中，“佛”字只有fó、fú二音。笔者主张将“佛”姓统读为fó(用法力无边的“佛”作为姓氏用字有何不好？)。又如“华(huà)”姓亦可统读为huá(将“华夏”的“华”和“中华”的“华”作为姓氏用字实乃最大的荣耀与幸事，何乐而不为)。

3、海峡两岸异音之字择其善者而从之。由于海峡两岸长期以来相互隔绝，因之在语言(包括语音)方面自然而然地产生一些差异。王昕若先生主编的《汉字正音词典》(知识出版社1993年1月版)“大陆与台湾部分读音差异对照表”收有异读词115组。(详见该书第453至458页)今摘录数例，略陈管见于后。

“铁骑”的“骑”大陆读qí，台湾念jì；“发酵”的“酵”，大陆读jiào，台湾念 xiào。愚意以为，从形声字的声旁表音准确这一角度考虑，“骑”、“酵”二字分别以qí, xiào音为好。“忖度”的“度”，大陆读duó，台湾念duò。愚意以前者为是。因此处的“度”若念duò，势必使多音字“度”又增加一个读音，从而加重识记与运用之负担。“似的”的“似”，大陆读shì，台湾念sì。愚意以后者为是。因为目前大陆的“似”字有两个读音，若“似的”的“似”统读为sì，则“似”字只剩有一个读音，岂非一件大好事。其他诸如“广播(bō,bò)”、“采摘(zhāi,zhé)”、“质(zhí,zhì)问”、“恩赐(cì,sì)”、“堤(dī,tí)岸”、“散(săn,sàn)慢”、“暴行(xíng,xìng)”等等海峡两岸不同读音之字，只要海峡两岸专家学者精诚合作，稍加研讨，则可抉择。

从上可见，汉字定形定音，好处多多：可以减轻学习负担，减少记忆麻烦，方便学字用字，避免语言混乱，促进汉语汉字规范。只有“书同文，语同音”，统一的汉文字才能带来统一的汉文化，带来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认可心理。让我们从民族利益的高度出发，四海同心，为把汉语建设成为世界上最优美的语言而共同奋斗。

(安徽黄山市祁门一中，245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