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汉语汉字之整合

小 引

语言文字问题不但涉及文化、教育，而且还同经济和政治相关。国力孱弱的国家，其语文也必然弱势。国力强盛者，其语文也必然势头强劲。前者可以非洲除阿拉伯语、南非英语以外诸多语言为例，当代的俄语地位的变化也可见其通理；后者，美国是最佳实例。因此，各国各民族历来都把语文政策提到政治高度，甚至作为基本国策之一。对于中华民族，汉语汉字的状态也将严重影响其在世界的地位。

汉语汉字有两大问题：一是整合(一般都称为统一)；二是发展。所谓整合，即调整、整理以尽可能合一，也就是达致相对的统一。实际上整合也是一种发展，而发展又无法离开整合。目前两岸语言的差别估计不超过5％，并不严重影响交流；汉字的繁简差异也可以经过较短时间适应即可彼此相通。尽管如此，毕竟还是对各类语文应用有不利影响，有必要加以整合。本世纪已经接近终结，在汉语汉字问题上已不可能有明显的新作为。无论何种专业或行业，都已经把目光移向即将到来的21世纪，汉语文方面当然也必须如此。在新世纪中，中华民族将有新的机会又有新的挑战。面对这个变动的新世纪，我们应该有新的视角、视域和观念，方可有新的拓展。

一、汉语汉字整合之可能

㈠汉语整合之可能。

汉语的整合，归根到底就是台海两岸语言的整合，而这是无须怀疑的。因为在世界交通、通信越来越发达、越快速的今天，一方面人们呼吁维持不同的语言以保持世界文化的多元，另一方面，世界的语言和方言种类却正在越来越快地减少。在一个越来越重视效率(通信的、交际的、市场的效率)的世界上，语言工具种类的集中或即少数化已经是一个事实，而不仅仅是理论探讨。不可能存在这样的前景：大陆和台湾的语言分歧在未来会达到无法通话的境地。即使如南非这样一个独立国家并已形成一种南非英语，但他们仍然是英语的一种方言，仍然可以同英国、美国沟通。而美国在成为超级强国之后，虽然美国英语已经开始凌驾于英国英语之上，可是由于交际的需要和交通、流动的加快，他们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方言的联盟，谁也不会让自己一方的英语过于离开对方，都会自觉地控制自己的言语。因此，语言、方言之间的互动并靠拢已经是信息时代的一个不能无视的事实。散布世界各地的英语如此，仅仅海峡之隔的两岸更当是如此。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就此再深入探讨一下。就我们所见，语言整合的动力主要来自下列三者。

⒈ 市场竞争的需要。当今的世界是由市场主导的。世界上存在不同的市场，它们之间同时也存在着竞争，以便保持本地投资者(国家、私人)的利益。在结成市场集团的成员之间固然需要更快地互通信息，协调策略，而在竞争集团之间也需要彼此了解对方，展开谈判。因此在21世纪中，当市场和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时，语言的进一步分化和拉开距离那是不可想象，也是不被世界性市场及其组成企业所接受并允许的。

⒉ 交流效率的需要。人们的交流不限于市场，也表现在各个方面，21世纪时人们的流动将越来越频繁，交流也将越来越超出目前的格式(例如电脑互联网络)。我们无法具体描述未来的交流格式，但却可以指出交流的总的模式：这将是多方向、高频率的交互沟通形式。效率在新世纪中将越来越突显其地位。如果语言不能有效地适应这一交流模式，人们将自动调整它，让它们互相靠近，而不管政府如何干涉。即使政府干涉，这种干涉也将是苍白的，无力的，于是也就是无效的。单纯的民族主义或地方主义在此时可能会变得有点可笑。

⒊ 文化共享的需要。市场是一种文化，但文化并不仅限于市场。世界既然是多元的、多极的，文化也将是多元的、多极的。在21世纪，文化的多极不再是相互隔绝或对抗的，而是一种相互的补充。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种文化已经不可能是纯粹的，它只是以某种单一文化为主，并融合了另种文化的“文化”。这是由于人们共享的需要。语言是广义文化的一种，由于语言间的接触和渗透一—吸收，同样不再可能存在单一的纯粹的语言品种。语言同样需要共享，并通过它再去共享狭义的文化。因此语言种类的复杂和分化(或以此作为主流)显然同这个趋势背道而驰。它必然会通过互相接触，互相联盟，从最接近的语言、方言处开始形成局部范围的相对统一。

所谓相对统一，就是语言不可能完全统一和一致；差别是必然的、正常的，也是语言发展的动力之一，就像美国和英国的英语那样。这也正是本文“整合”的含义。在这种意义上说，“整合”正是本文所期待的一种新观念。

㈡汉字整合之可能。

文字是语言的记录工具，又是语言赖以发展的工具和助动力之一。文字依赖语言而立而行，语言也依赖文字而远而强。语言和文字之间是互为依存、互为制约、互为促进的关系。但语言毕竟是第一性的。语言的整合必然要求文字的整合，在某种条件下文字的整合又可能是语言整合的先驱和条件。因此汉字的整合是无须辩说的。在今天的条件下，汉语要在世界上确立地位而不被淘汰，必须以整合文字作为重要条件之一。如果拼音文字在技术上、在现实层面上还无法取代汉字，那么改善汉字系统一一包括整合汉字，就是极其现实、极其迫切的一项考虑。

简要地说，两岸间整合汉字之可能，是基于以下三项：

⒈ 海峡两岸都认识到确立汉语之世界地位的必要性，也都将认识到作为确立汉语世界地位的重要条件的汉字整合之必要性。

⒉ 由于利用传承文献和现实文献之需要，由于现代市场、现代通信系统对字符统一之要求，也即在文字层面上对文化共享、交流效率、市场竞争的需要，因此，海峡两岸将终于认识到整合汉字攸关世界华人之共同利益。

⒊ 海峡两岸的汉字系统的分歧尚未达到无法整合的地步。几乎所有对应传承汉字的各种字形，都没有超出传统造字原则的范围，基本上是以千百年来民间流行的字形为基础的，实际上只是围绕传承字作出的不同程度的摆动。它们之间存在着可整合性。

㈢兼容日本汉字之可能。

如果把眼光扩大到日本，那么日本在加入自身因素后，无疑也会同意上述三项估测。在传承字的范围内，中日字形同样是围绕传承字的不同变异，它们之间存在着可整合性。为了日本民族的利益，为了日本语的推广(不论现实可能性有多大，哪个国家都是想推广自己的语言的)，日本也不可能无视文化共享、交流效率和市场竞争的需要。中日之间毕竟存在着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利害关系。因此，日本未来同样不可能长期让日本字形同中国字形分道扬镳。

二、汉语汉字整合之困难

㈠华人世界内的困难。

然而我们必须认真估计到整合的困难。这种困难主要来自下面三方面：

困难之一：泛政治化。语文成为政治的一种。语文不是政治，但在当前世界上，什么都可以政治化。更何况可以用作政治斗争工具的语言？比如还没有到达动武地步的比利时、加拿大的语言问题，已经真枪真刀演出过的斯里兰卡的语言问题。大陆和台湾之间的语言问题同样受到政治的摆弄，都将以我为主，以我为中心或者希冀以人口数量作为最终解决的武器，或者借口以语言文字正统与否作为核定标准。这突出表现在汉字繁简字形问题上。在先进行国家统一，还是先进行文字统一这个问题上，两岸的分歧和冲突似乎表现得更为明显。而民间对此只能兴叹而已。

困难之二：惰性效应。一定数量人口在长期使用某种语文下造成的惰性效应。人口越多，使用某种语文时间越长，使用该种语文积累文化的历史越长，就越具有惰性。而且使用人口的数量和使用时间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而不是简单的程度增加。文字历史越短、使用人口有限、所造成的成果也越有限的文字，也就越容易改革、改变。语言也是这样。两岸人民具有几乎同样长的使用汉语文的历史(台湾开发虽然只有四百余年，但其汉族居民却是从大陆移民去的，历史的源头是相同的)，具有同一个文化积累，一方虽仅有两千万之数，但数量也已经相当巨大。要改变任何一方的语文现实都不是容易的。

困难之三：物质负担。文化的物化产品的损失与处理。语言文字的变更将影响一大批文化产品的使用价值。使用人数越多的，损失越大，处理也越困难。当初大陆废止第二批简化字的考虑之一就是新简化字将影响大批电脑硬件(软件硬件化)的使用，将使这些产品报废，从而造成惊人的损失。至于印刷物的损失则更是可以想见的。一般来说，社会比较容易承受渐进的变更，而较难接受急剧的改变或更换。

㈡兼容日本汉字的困难。

如果把日本也考虑在汉字整合范围之内，那么除了上述困难(尤其是第一项)将大大增加外，还会加入语言不同和假名系统干扰所带来的某些整合困难，例如“”(邊，中国大陆民间曾将‘’作为“道”的简化字)、“芸”(藝，中国汉字另有“芸”字)、“オ”(日本片假名，与大陆“才”字相同)。

三、面对新世纪汉语汉字之整合方略

㈠关于汉语之整合。

面对未来世界的变化以及汉语整合的可能与困难，我们必须有所超越。过去的研讨常常停留在就事论事，就两岸论两岸。这正是局限之所在。有鉴于此，新的汉语研讨应该定位在“应对”上，而不是就整合论整合、就统一论统一。所谓应对，就是“应对”新世纪向中华民族和汉语的挑战。汉语之整合乃是在此视界下的整合。概略而言，就是：

⒈ 倚重自然调整。在下个世纪至少头10年内，两岸之间的分裂和对峙看来还无法根本消除，因此，要依靠政府来起动语言整合几乎是不可能的。根据英语世界的经验，在信息交流畅通并快速的时代，人们出于效率考虑，自然而然地会选择最佳语言形式并逐渐导致语言或方言之间接近，或可防止距离失控。这是个自然的发展过程，是人们自己的选择，没有政治因素渗入，不会引起特别的争论和不快。随着两岸对立的逐渐消除，并预期两岸出现和平统一现实，这个自然过程将更快和更和谐。因此，把“调整”确定为实际整合或统一的原则将更具有弹性和容纳度，更有现实性，回旋余地也更大。在目前看来，只有自然调整才是现实和可能的。

⒉ 发展民间交往。上述原则必然导出此一原则，民间交往是两岸当局都认可并承诺发展的活动，因此推动政府在此项目上有所作为是可能的。随着世界新的多“极”格局的逐渐形成，这个过程将更具有现实和积极意义。现在已经可以看到，随着两岸交往的开展(常常借助香港作为中间站)，许多两岸不同的词语已经可以为对方所接受，例如台湾的“互动、共识、关爱、亮丽、光碟、雷射、手机”已经在大陆广泛使用，大陆的“软件、激光、整风、反右、一语堂、戴帽子”也广为台湾所了解，甚至大陆已经不用的“政治挂帅”居然也在现在的台湾通行使用。语词的共存互识并用无疑是整合的第一步。

⒊ 适时顺水推舟。我们不希望将政府永远排除在语言整合过程之外，因为这不但不可能，而且会引起不必要的误解或麻烦。我们希望政府在适当时机加入这个过程。在自然调整到达趋势比较明朗的阶段，政府的适时参与，不但对他们是方便的，不至于引起政治上的联想和风波，而且也可以加速整合的过程，建立新的规范。这里的关键就是参与时机的选择。至于参与的具体时间，可以让人们随着过程的推移，把这个问题具体化。

⒋ 选择大同小异。既然我们把两岸语言问题确定采用“整合”即调整、整理的原则，那么两岸之间语言的大同小异就是必然的。这是一种弹性的做法。因为语言学告诉人们，只要地域有区别，语言之间就一定有差异。大陆南方许多城市，一城之中尚且城东、城西、城北、城南往往还有方言的差别，更何况两岸？企图“全同”那才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乌托邦。因此选择大同小异不但是现实的，也是科学的。在需要规范的时候，必须有这样的指导思想。中国传统的大一统观念在现今的时代中早已经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在语文方面也同样需要结合新的条件予以调整或改造。

在具体项目上，我们认为，首先可以从字词读音的调整开始，也即字音的调整和词音(比如轻声、儿化)的调整。接着是词汇。语法或文法上的差别不大，主要是书面的文体语言的调整，个别语法形式的取舍(例如台湾用“有/有没有”作为助动词，用“不会”代替“没有”、“不用”回答问题，用“耶”、“啦”之类的语气词)，大概会随着词汇的调整自然展开的。至于语调差异，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析。台湾地区一般民众说国语时语调较软较平，尾音也比大陆北方地区普通话略长。但是新闻播音员在这两方面的差别较小。因此这是一个可以相互容忍、并在互动过程中解决的课题。在具体行动上，可以先开展两岸语言异同调查，在此基础上编纂两岸用词用语异同词典，然后推动两岸互相熟悉彼此不同的用词用语，观察两岸人民选择词语的趋向，以作为未来官方和语文指导机构推荐词语时的依据。我们高兴地看到，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已经接受了类似词典的编纂工作，但希望有进一步的后续项目。

㈡关于汉字之整合。

汉字问题有类似汉语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对于两岸之间的汉字问题，几乎可以全部照搬上述汉语整合、应对的考虑。从更广阔的层面看：汉字已经是一种“准”国际性文字系统，并可能朝向“真”国际性文字的方向发展。在新世纪中，中华经济文化圈可能成为新的一极，为了应对新“极”的形成，中国两岸和日本之间必然会存在一个文字上的三角互动、互制的关系。韩国的总统曾经建议中日韩就汉字“统一”问题展开磋商和研究。对此，我们欢迎韩国此项建议，并欢迎韩国参与这个过程。然而，鉴于韩国使用汉字有太多、太大的局限性，他们的发言力量不可能很大。现在看来汉字整合问题要大于、复杂于汉语问题，因此，有必要另行探讨。概略而言，汉字整合就是：

⒈ 开展多边协商。相对于语言来说，文字是较容易规范的项目，也是最受到政府干预的事物之一。由于政府的干预，而且是几个政府分别管辖着汉字，因此，汉字的自然调整是比较困难的。这是同语言不同的一个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协商就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协商(包含研究)可以有两个方面，学界的协商和政府主管部门的协商。这二者都是多边性的协商。学界和政府部门之间是互相依靠的两个方面。没有政府参与，文字的调整很难实现，而没有学界的研究，也不可能产生最佳方案，从而也影响政府的有效推行。中日韩三方是当然的协商参与者，同时也应欢迎韩国参加。至于新、马，希望他们也能参与这个决策过程，以利集思广益并实施最终的调整方案。多元因素的参与当然会导致人多嘴杂、延宕时日、不易取得一致的缺点，但却是防止产生更多遗憾后果的必要条件。

⒉ 发展民间交往。同时，我们还需要开展民间交往，一方面让人们互相熟悉对方的汉字字形系统，去除隔阂与误解(1997年底笔者参加第五届华语文教学研讨会，亲眼看到台湾同行对简化字“爱”群起而攻之，指责“没有心怎么有爱”，痛感隔阂、误解之深)，便于自然调整，另一方面也让大家更切实地感受一下字形分歧给各方带来的不便和问题，并在实践中找到最佳整合方案。看来，这个过程是更为重要的。没有这个过程，汉字的整合就没有民众的压力，也就没有充分的基础。

⒊ 面对网络需求。新世纪中光电子通讯是最关键的一项。由于电脑及其网络(网路)的出现，文字功能就显得特别重要。现在已经出现日文和中文兼容的问题，影响了许多人的工作效率，也影响了许多企业的商业利益。尽管这个问题可以用一定的兼容方式解决，但是在电脑内部仍然属于不同的系统，有不同内码，无法统一为一个系统。这样就非常妨碍汉字提升其国际文字地位。符号的基本单一是任何具有扩展/提升价值的国际符号的基本要求。因此，为了生存，为了发展，人们也必须为汉字去考虑其系统的单一性问题。

⒋ 选择大同小异。同样，由于中日之间国情不同，语言不同，两国的汉字必然不可能完全相同，日本有自己创造的“国字”，中国也有日本不用的汉字。即使在互相重叠、交集的部分，有时也需要容许各自有部分的“自主权”。日本的姓，由于家系不同，同一个汉字(字种)会分成好几个字形，例如，“岛”，其中的“山”既有在下的，又有在左的，甚至还有在上的；“吉”字，日本有的家族是用“士”字头，有的则是“土”字头。各家“祖传”，有神圣性，更动不得。但是通用语词所用的汉字基本上是可以尽量调整、整理并获得一致的。

在具体行动上，我们建议先做好基础工作或当前急需解决的如下工作：调查各自使用汉字现状；编制以传承字为中心包括各种异体在内的全汉字形音义字典/字表；制定全三系(传承系列、大陆简化系列、日本系列)实用汉字计算机统一内码表；制定汉字字形统一检索法方案及其实用检索表。

㈢伴随课题之配合。

语言文字还有一些重要的伴随项目，比如标点符号以及其他相关符号。无庸置疑，随着前者的整合，后者的整合也是必需和必然的。

结 语

说到底，语言文字就是语言文字。它既不是政治，也不是经济，虽然它同政治经济都有微妙的关系。所以，既不能用简单的政治办法解决，也无法用无情的经济措施控制。21世纪向华人和汉语汉字提出严酷的挑战，我们如果不能排除小我，牺性部分，以获胜全局，达致世界一等的一“极”，那就必将陷入困守小我，抱残守缺，被动挨打，沦为二等民族、二等国家的境地。进一步说，如果日本在可见的将来还继续使用汉字，又不想游离于东亚和汉字文化一经济圈之外的话，那么汉字的整合无疑对日本也是利益攸关的。因此，作为平民，作为当局，都需要静思再三，都需要、也可能有所为有所不为。各方如能超脱狭隘，不急不躁，持之以恒，必能收水到渠成，皆大欢喜之果。

注释：

卞成林：1992，《港台与大陆的用语分歧》，《语文建设通讯》38期，香港。

曹逢甫：1995，《台湾的国语教育》，《语文建设通讯》50期，香港。日本歧阜。

潘礼美：1995，《海峡两岸审音比较》，《语文建设通讯》47期，香港。

史有为：1992，《汉语文化语音学虚实谈》，《世界汉语教学》，92年4期，北京。

史有为：1993，《从日本看汉字和汉文》，《华文世界》68期，93.6；台北。

史有为：1993，《汉文建设和汉字建设》，《语文建设通讯》39期，香港。

史有为：1994，《汉语建设试议及其他》，《语文建设通讯》43期，香港。

史有为：1995，《语文对接论纲》上下，《语文建设通讯》48／49期，香港。

姚荣松：1992，《海峡两岸词语之比较》，《台湾师范大学学报》

姚荣松：1996，《海峡两岸缩略词语比较初论》，《华文世界》，96年9月号，台北。

中国标准技术开发公司：1992，《海峡两岸词语对释》，中国标准出版社，北京。

竺家宁：1996，《两岸外来词的翻译问题》，《华文世界》，96年9月号，台北。

原载香港《语文建设通讯》第55期，199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