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以后的行书

行书的应用在唐代得到了扩大，碑碣、墓志、塔铭乃至写经皆有运用。唐代书法家多善行书，一些以楷书名世的书法家，也多有行书的佳构妙制。唐代时，行书受时代风尚影响，皆宗法“二王”，继承晋人传统，而后又加以融汇消解，以自家面目出现，形成新的发展：唐太宗李世民率先以行书上石，开拓一片新领域；欧阳询行书骨气劲峭，秀健刻厉，蝉联起伏，跌宕精彩；虞世南行书潇洒虚和，遒媚风流；褚遂良行书清润古雅；李邕书写碑版多以行书，笔力雄健，意气风发，且独无一笔袭晋处，雄浑沉厚，如龙跳虎卧；颜真卿行书一改王羲之行书飘逸秀美的特点，雄浑飞动，气势磅礴，气象雍容，别开生面；柳公权行书雄姿英发，气势飞腾……

宋代时，以行草蔚为大观，继“晋韵”“唐法”之后，以所谓“尚意”书风作为时代特征。北宋前期因循传统，书风趋附时俗，飘摇不定，如同潮来潮往，师无定法。这实际上为后来的“尚意”提供了心理准备。北宋后期“尚意”书风大兴，成熟的科举制度使大批真正的饱学之士脱颖而出，他们饱读诗书，作品洋溢着浓郁的书卷气息。来自社会中下层、具有素朴天然本性的读书人，与晋宋间王、谢子弟的风流高华不同，其独特的“士”气是“尚意”书风的根源。李建中的行书注重法度，笔画庄严，却不够流利，结体紧敛，风格质朴，淳厚有余，却飘逸不足。蔡襄的行书淳淡婉美，秀丽可爱，风格冲和，继承了“二王”平正秀逸的古典书风。北宋后期，苏东坡行书用墨浓厚，笔画丰肥，字势横张，摇曳多姿。其《黄州寒食帖》即为代表。黄庭坚行书用笔顿挫起伏，结体舒展，风格峭快豪放，荒寒清拔，有一股不可屈折、不可磨灭之气。米芾行书则突出竖画，字势倾侧耸举，显得飞动洒落，起伏跌宕，开张奔放，翻飞奔涌。

概括说来，苏蕴藉，黄流利，米峭拔，精神贯通，风姿卓绝。南宋米友仁的行书仿其父米芾，因而颇受青睐。后期陆游、辛弃疾等人则基本上以东坡为法。

元代书法的主要成就在行、草，但元代书法创作与理论都表现出对宋代“尚意”的叛离。早在北宋末年，在“尚意”风云一时之后，因循传统的理论就有所抬头，这种思潮实际上已为元代书法之“复古”做了铺垫。元代书坛在精神实质上延续了南宋的趋势，基本上谨于师法，无意革新，主要是向晋唐遗韵回归，书风有了与唐和晋都不同的柔润婉约。自宋朝苏、黄、米崛起，二百年间行书的面目主要都是雄肆张扬，而元代赵孟頫等人行书的中和恬适的特点正适应了“复古”的要求。有人甚至说“书法自唐颜柳以来，多尚筋骨而乏于风韵”，认为赵孟頫行书尚风韵的特色改变了盛、中唐以来五百年书坛尚风骨、乏风韵的局面。有评论言：晋人书清隽、爽逸，唐人书劲健，而以赵孟頫为典型的元代书法则显柔婉。

明代书法，当以行草为代表。前期恪守古法，以工稳见长，前朝风格，大抵都有继踵者；后期则不甘恪守，于是借新幅式（如挂轴）出现等因素，谋求拓展，有所变化，异彩纷呈，汇成了这一代的书风。

清朝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空前规模的总结，也是书法集大成、全面把握传统的时代。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体变第四》说：“国朝书法，凡有四变：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竞讲子昂；率更贵盛于嘉、道之间；北碑萌芽于咸、同之际。”

（选自语文出版社高中书法教材《书法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