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略的说文研究四大家之一

在《说文解字》研究达到高潮时，清代出现了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骏声四大家。他们的研究各有侧重。朱骏声著有《说文通训定声》，王筠著有《说文句读》《说文释例》。在四大家中，段、桂两家之名最著。段玉裁重训诂考据，所著《说文解字注》全面阐述汉字结构原则，被公认为“考辨最精当者”。桂馥则重在证义，所著《说文解字义证》及《说文谐声谱考订》，均被视为精深之作。

桂馥（1736－1805）生于乾隆之世，仕途并不红火，一生最高只是知县而已。但他博学多能，不仅贯通经史、潜心小学，并于篆刻、书画、音乐、戏剧等无所不精。桂馥认为“士不通经，不足致用；而训诂不明，不足以通经”。桂馥治学严谨，“发挥旁通”，使学者能引申贯注，便于后学。桂馥生当说文研究考据大盛之时，竭尽毕生精力治文字考据之学，但他能不被时尚所囿，看到这种考据的弊病，他引徐干《中论》之语：“鄙儒博学，务于物名，详于器械，考于训诂，摘其章句而不能通其大义之所极。故使学者劳思虑而不知道，费日月而无功成。”桂馥批评时下学风，其见识在当时小学之上。

《说文解字义证》一书共50卷，可说是他毕生精力及学识的结晶。书中征引范围极广，有时为一字而征引竟至数十条之多，使每字必达其原委。王筠便曾称赞说：“桂氏书征引虽富，脉络贯通，前说未尽则以后说补苴（“垫”之意）之，前说有误则以后说辨证之。凡所称引，皆有次第。”历来论者都承认，清代治《说文》者以桂馥功力最深。

后世研究者在探讨桂馥《说文义证》的成就时，曾总结出如下几条：第一，广泛征引古籍、“通人”之说，全面校订、阐释《说文》。第二，校订、阐释他书，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第三，记载保存了大量的文字现象。第四，系统、类比的治字方法，值得后人借鉴。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说文》四大家”的研究很不平衡。其中关于段玉裁及其《段注》的研究颇多，对王筠、朱骏声及其著作也多有涉及，而研究桂馥及其《义证》者则鲜见于世。有关专著、教材论及桂氏的篇幅也较小，未对其进行全面的论述和探讨，对其价值也未给予充分的肯定。

四大家中段与桂声名最著，而论影响则桂有不及。问题出在哪里？有研究者认为，问题出在出版上。桂馥生前未能出版《说文义证》一书，直到42年之后（道光二十七年）才有人出资刊刻，但由于主事者因质量问题发生争执，只刻了一卷便停刻。三年之后重新刊刻，又历时两年多才得以印行，印数也只有几十部，购求不易。咸丰十一年（1861），又遭兵燹，版片尽毁，能读到这部书的更为寥寥。再好的书写出来，不能得到广泛传播与使用，还能说什么影响？

印证上述看法的是，桂馥的隶书流传很广，后人对他的书法评价也高，清人张维屏《松轩随笔》推崇曰：“百余年来，论天下八分书，推桂未谷第一。”（注：八分书即隶书）清代隶书大家伊秉绶就曾以桂馥为师学习隶书。桂馥也是一位隶学理论家，对汉隶有独到的见解，著有《国朝隶品》《说隶》等。桂馥还是一位印学理论和实践大师，他著有《续三十五举》《缪篆分韵》等影响清代印坛的重要著作。其隶书颇具汉隶雄健浑厚一路的体貌：从结体上看，体形略近扁平，严谨而规矩、平稳而凝重、雄强而挺拔；笔画方中寓圆、舒展坦荡，多用重墨。世人熟知的纪晓岚“阅微草堂”的题名字幅即为桂馥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