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的金文

编者按
金文是商周时期铸在或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又称铭文。虽然世界各文明古国都经历过青铜时代，但是只有中国赋予了青铜器以重大的社会意义、深厚的精神内涵以及高度完美的艺术形式，并使之成为杰出的艺术典范。铭文是了解青铜器和远古人类生活的一把钥匙。在某种意义上，青铜器的历史价值是由金文决定的。金文作为最原始的、未被修改过的历史资料，对考释历史的面貌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而释读青铜器铭文的内容和形式，又和释读同时期的青铜文化、研究青铜器密不可分。

商代早期，只有个别传世青铜器上发现了铭文。商代中期，随着社会局面的稳定，青铜器铸造业和甲骨卜辞的书契迅速发展，青铜器铭文的铸造在两个有利条件支持下逐渐兴盛起来。
商代铜器铭文的内容较简单，一般不含重要意义。铸铭的目的主要是标记器主的族氏以及器物的名称、用途、使用地点等，一般都铸在器物不显著的部位。
如“戈”“天”“子渔”是标记铸器的氏族或铸器人；“父乙”“母丙”是表明器为祭祀父乙或母丙而作；“寝小室盂”则是标志存放地点和使用场所。但更多的内容是表明礼器制作者的族氏以及被祭祖先在宗庙里的称号。例如：“（子）父乙”，“子”是作器者族氏，“父乙”是被祭者（其父）的庙号。铭都铸在如爵、斝的錾阴，尊、觚的外底，鼎的内壁，簋、卣的腹底等隐蔽之处。

商代金文最常见的形式

青铜器研究专家对商代青铜器铭文作了全面研究，他们指出，商代青铜器铭文的最常见形式有：
第一，铭仅有所谓族氏铭文，即家族之名号，用以表明器者的归属。其中有的属于所谓复合氏名，在署名家族名号的同时还署其家族所从属的更高级别家族的名号，从而显示一种宗族组织的谱系关系。此种氏族铭文还常常同亚字形相结合，在亚字形内部或其外部。对于亚字形的含义，现在的研究人员尚有不同见解。
第二，在氏族名号外，还同时刻有本家族死去先人的“日”名：把十干，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接在亲称“祖”“父”“匕”“母”等之后。这表明此种器物是该家族的贵族专为祭祀具有这一“日”名的先人之祭器。
第三，铭仅有作器者名。由于家族长的个人名号往往被用作家族名号，所以此种形式的铭文虽可能仅是作器者的个人名号，但个别的（如“子某”）也可能是一个家族的名号。

商代金文言短意深

商代晚期铭文的内容决定了其字数。这个时期铭文字数一般只有几个字。一般为一字或两字，四五字是少见的。这种态势发展到殷末，字数还没有超过五十字，数十字的也仅有几例，所以这一时期被称为“简铭期”。在一些金文著录书中，凡字数少到两三个、三四个者，多是商晚期金文。它们数量较多，在商周金文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种商金文可谓“言短意深”。从上文对其几种常见形式含义的说明，也可以知道它们反映了当时商人的家族形态、家族制度与宗教观念等重要问题。虽已有不少人作过研究，但其中深刻内涵仍有一些迄今未能知晓。
商后期开始出现了较长的记事性铭文，目前发现了十几篇。例如小臣俞犀尊，内底有27个字的铭文：“丁子（巳），王省夔，王易（赐）小臣俞夔贝，惟王来正（征）人方，惟王十祀又五，肜日。”这篇铭文讲的是商王在丁巳那天巡视夔地，在途中用夔地的贝赏赐小臣俞。“丁巳”大概是在商王（帝乙）十五年征伐人（夷）方举行肜祭的时候，所以这段内容讲的应该是帝乙（纣的父亲）十五年征伐夷方的史实的一部分，为研究商人和东夷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史料。

商代金文的书体——“波磔体”

商代晚期，金文书体的特点是笔道刚劲有力，首尾出锋，波磔明显，被称为“波磔体”。
这一时期的金文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表示人体、动物、植物、器物的字，在字形上有较浓的象形意味。取人体形象的文字，头部常作粗圆点。腿部作下跪形状。这种字形并不表明此时文字还处于原始阶段(这从同时的或较早的甲骨文字即可得知)，而只是一种美化手段，是郑重的表示。第二，绝大多数笔画浑厚，首尾出锋，转折处多有波折。第三，字形大小不统一，铭文布局亦不齐整，竖虽基本上成行，但横却不成排。
总的说来，商代青铜器铭文大体可以分为两种风格：一种是形体丰腴，笔势雄健，笔画的起止多显锋露芒，间用肥笔，其代表作品是司绩戊鼎铭和小臣俞尊铭，为以后的书法演变奠定了基础；另一种则是运笔有力，形体虽瘦，但笔画多挺直劲美，不露或少露锋芒，肥笔甚少，与第一种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书体显得遒美挺拔，代表作品有戍嗣子鼎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