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考古资料——刻画符号说

刻画符号即陶文，是指刻画在陶器上的文字，又称书契或刻符文字。有关文献记载和近古资料证明，陶文是我国文字的真正源头，其实刻画符号是汉字早期保存的重要形态，它表示的是汉字可视的最近源头。
有关刻画符号的古代文献记载有《尚书·序》：“书者，文字。契者，刻木而书其侧，故曰‘书契’也。”又云“以书契约其事也”。许慎《说文解字·序》：“黄帝之史仓颉，凡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从这些文献记载来看，书契也是用来记事的，是比后来殷商甲骨文更原始、更简单的契刻文字。考古资料证明，书契不但刻木，而且主要是刻陶，近代出土的大量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的陶片上的刻画符号就证明了这一点。
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了史前人类遗址，出土有红色黑花陶片。继而又在辽宁锦西及甘肃、青海等地发现许多类似的彩陶，上面画着人、鸟、动物或器物的形状，这些就是较早的图像符号。
随着考古学的不断进展，在很多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陶器刻画符号，比较重要的有：
半坡刻符。半坡遗址发现于1953年，位于西安市东郊滻河东岸，是典型的仰韶文化遗址，距今已有6000年左右。从1954年至1957年，考古工作者在此进行了5次科学发掘，获得了大量珍贵资料，特别是发现彩陶上有大量刻画符号，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半坡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了大量具有文字性质的刻画符号，这些刻符大多保留在彩陶上，发现有100多例、50多种。这些符号大部分是在陶器未烧成之前刻上去的，也有陶器烧成后或者使用后刻画的。在原始社会还没有文字时，人们最初用这些刻符来记事。这些符号，经专家考证，已接近汉字的固定形状，是汉字的原始形态，被称为“字形刻画符号”，简称“半坡刻符”或“半坡陶文”。
陵阳河刻符。1929年在山东大汶河两岸的宁阳县堡头村和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发现了一些古陶器，刻有文字符号，其形状比半坡刻符复杂，更接近象形文字。如“炅”字共有三个：两个繁体，一个简体。繁体上面是“日”，中间是“火”，下面是“山”。专家考证后认为，它们代表了一种语意的符号文字，可以看做是合体图画的会意字。
姜寨刻符。姜寨遗址发现于1972年，位于陕西临潼骊山脚下，临河东岸的台地上。是新石器时代的重要遗址，属于仰韶文化的遗存，距今约有6000年历史。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有字形刻画符号10种，共计130个。其形状接近于文字，结构比半坡刻符更为复杂。
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1983—2001年，曾先后进行了7次科学发掘，出土有距今8600~7800年的10余个契刻而成的符号。有学者研究认为这些契刻符号具有原始文字的性质。安徽蚌埠市双墩遗址发现的600多件陶器刻画符号，经专家研究，双墩刻画符号已具有表意的功能，是中国文字的重要源头之一。
各遗址出土的陶器刻画符号，以半坡仰韶文化遗址的时代为最早，距今已有6000多年。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多为刻画简洁均衡的几何图案。同一种符号出现在不同的陶器上，可以看出那些刻画者对于符号的把握能力。有些符号与后世甲骨文中的字符如数目字等在形态上是相类似的，因此很多学者认为这些刻画符号是汉字的一个源头。
有专家认为，小屯殷墟甲骨文已是能够完整记录汉语的文字体系，这个体系形成的开端应当在夏商之际。《尚书·多士》记载西周初年周公的话：“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这就是说，商人在灭夏时，已经有了记事典册。从古史文献也可以看出，夏是中国第一个有完整世系流传下来的朝代。那么，汉字字符积累保存的年代，似可估计为夏初，也就是公元前2100年左右。

起一成文说

汉字的起源还有“起一成文”说，提出这一说法的是宋代的郑樵。他在《通志·六书略》中提出“一”字可作五种变化，“一”及其不同的曲折方式，如直角、锐角及“引一而绕合之”成为各种样态。通过变换角度，又有很多种变化，它们的组合为用就可以构成汉字的各种结构。郑樵这一理论是建立在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上，用老子的道家哲学思想来解说汉字起源。他依据当时的楷书点画，再结合《说文》部首“起一终亥”比附演绎而成，现在看来，只是一种主观臆想。

画图说

有现代学者认为，汉字真正起源于原始图画。一些出土文物上刻画的图形，很可能与文字有渊源关系。出土于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彩陶盆上有四个鸟形图案，与古汉字中的“鸟”（上行）和“隹”（下行）对照，十分相似。《说文》说，“隹”是短尾鸟的总名。仰韶文化彩陶盆上和晚商青铜器上的鱼形图案，形态逼真，栩栩如生。拿它们与古汉字中的一些“鱼”比较，其相似的程度，足以使人确信汉字是从原始图画演变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