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文的三次厘定规范

　　据藏文史籍记载，藏文在历史上曾进行过三次较大规模的厘定规范，分别是8世纪中叶~9世纪初叶，9世纪中叶，11世纪初叶。

　　从8世纪中叶墀松德赞（730~797年）至9世纪初叶墀德松赞（？~815年）时期，是藏文的首次厘定规范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著名的九大译师，其中白若杂纳根据当时译语的发展和规范需要，编写了规范译语的翻译工具辞书《梵藏词典》。通常认为这是藏文辞书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

　　吐蕃赞普墀祖德赞（热巴巾，803~841年，即汉文文献《唐书》所记的可黎可足）时，集藏、印著名译师，专设译场，统一译名，规定译例，校订旧译经典，新译显密经典，进一步对藏文进行规范。藏史称之为第二次厘定规范。

　　吐蕃末代赞普达磨的五世孙阿里古格王意希沃之子大译师仁青桑布（958～1055年）同入藏的天竺班智达善护、德护、智护一起，共同修订文字，厘定新译语。藏史称此为第三次厘定规范。

　　三次厘定中，以第二次厘定最为著名。

　　对这次规范，藏文史籍《贤者喜宴》中记载得比较详细，主要内容有：第一，颁布厘定新词术语的“法令”，确定两人为工作主持人。第二，确定了翻译的三大原则：翻译要符合声明学理论原则；译文要忠实原文；译文要通顺易懂。第三，制定了音译、意译、直译和改译的方法。其中关于音译的规定有：难以解释的虚字词或声明理论不宜意译的采用音译；多义词不能按它的某一义来译时，采用音译；一些词意容易使人发生误解或有歧义的，采用音译。第四，规定四条注意事项。尤其重要的是，规定各译场不得按各自方言土语翻译和创造新词术语，必须使用厘定规范了的语言；若确要创新字词，必须理由充足而有根据，新创造字词必须由赞普下诏批准后，方能使用。

　　这次文字厘定，严格而谨慎，成效很大。当时著名的藏族译师与印度班智达共同对旧译典籍进行修订，同时就显密乘典籍如何译提出了处理方法，撰写了《语合二章》，确立了声明理论与藏语文互相吻合而又易懂的翻译原则。还对藏文词汇不规范以及译语中存在的混乱现象，搜集整理编辑了一部标准的藏梵文对照词典《翻译名义大集》，共收词语9565条，分283个门类，此书后收录于藏文《大藏经》的丹珠尔部杂部。这一时期，吐蕃还从天竺聘请了很多班智达来藏，与本土大译师一起，按照规范了的藏文翻译编写了丰富的文献典籍。

　　墀祖德赞时期对藏文的新规范，影响很大。目前通行的藏文基本保留了这一个时期修订后的文字体系。某些原则和规定，至今仍闪烁着光芒。如上述第二条内容完全符合现代翻译要求的“信、达、雅”三原则；关于音译的原则规定也完全适用于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