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满文的亮点

　　清朝统治结束后，社会上存在着偏见，认为除了1644年之前的早期史料之外，所有的满文资料都同时存在着相对应的汉文版本。而更多的人认为，满人与汉人已高度同化，丧失了区别的意义。这直接导致了世界范围内专家普遍认为“学习满文没有必要”。

　　1972年，中美坚冰被打破，周恩来总理陪同尼克松游览故宫，看到故宫各殿上用满汉两种文字题写的匾额，尼克松问周恩来，中国有人研究满文吗？周恩来总理回答说有。当时陪同总理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也回答说有。

　　周恩来知道中国确实有人研究满文及其档案，因为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亲自批准过这样一个满文班，故宫里可能留有毕业生。但他并不知道这批人此时在哪里：或是下放到农村接受再教育，或是去“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了。

　　70年代，中国和前苏联展开边界冲突谈判，中国急需满文人才翻译研究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1689年9月7日)中俄之间缔结的第一个条约《尼布楚条约》以及当时的各种文件。这些文件使用的是满文和俄文。

　　于是，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第二个满文班开始筹备，第一届满文班的老师和从第一届满文班毕业出来的学生，也陆续从牛棚或下放之地回到故宫。

　　这个转变几乎在台湾同时发生。在台湾，清史研究专家陈捷先与庄吉发在发掘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清朝档案并开始出版的时候，发现并非所有满文档案都有汉文版本。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研究军机处的作品闻名的白彬菊在研究过程中，也发现了满文档案绝非仅是汉文档案的副本。她说：“许多清朝中叶甚至晚期的满文档案，从未被翻译成汉文。未来的清史学者应该会清楚地发现，学习满文相当值得。”她立即将这个信息传达到美国学界的重要人物。

　　与白彬菊保持联系的美国东方史研究专家Joseph Fletcher也说：“从现在开始，一个清史学者如果要做第一流的档案工作，必须要学习满文，并且经常比较与其研究主题相关的满汉史料。”

　　这就导致了美国“新清史”研究潮流的产生。他们倡导用满族的文字和满族的语言研究清代的历史,并且查阅满族人写的资料，用满族人的眼光研究清代的历史，与以前的研究换了个视角。

　　中国的清史研究专家也发现：开国和前期遗存到今的许多满文档案文献资料，并没有百分之百地都译成汉文。即使是在译出的满文档案中，尤其是经过反复修改润色的满文档案，有许多地方不是翻译走了样或润色失实，就是满族统治者为了政治上的需要而大改特改、隐讳、删削、篡改，已很难窥见其历史真相了。加之，当时边疆地方政府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往来档案文书，多用满文书写，其中也有不少满文档案文书仍然当做原始历史档案文书保存着，迄今未能译出汉文。

　　自此，在世界范围内，专家层面的满文抢救认识已高度统一。在这个层面上，满文是不会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