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季羡林与吐火罗文研究

　　据后人统计，国学大师季羡林一生有十大学术成就，解读和研究吐火罗文，是其十大学术成就中的第三项。

　　通常认为，吐火罗文的初步解读成功，是以德国教授E.Sieg、W.Siegling于1921年出版的《吐火罗文残卷》为标志。他们根据吐火罗语的数词、亲属名称、家畜名称和人体各部分的名称同印欧语系其他语言完全对应这一事实，首先确定它属于印欧语系。10年后，1931年E.Sieg、W.Siegling、W.Schulze合作的巨著《吐火罗文语法》的出版，则意味着解读吐火罗文开始有规律可循。但在吐火罗文里，还有相当一些字词的语义及文法无法认定。

　　1939年，已是80多岁的E.Sieg教授临时受命，负责指导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的季羡林的博士论文。E.Sieg明确地告诉季羡林，要交给他4门绝活，其中一门就是解读吐火罗文。

　　“这一部文法（指《吐火罗文语法》）绝不是为初学者准备的，简直像是一片原始森林，我们一走进去，立即迷失方向，不辨天日。”季羡林后来如此回忆，“治吐火罗文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想法认识过去没有能够认识的字。吐火罗文是一种新发现的文字，没有现成的语法，没有现成的字典，通过极少数的梵吐双语文书，通过其他一些别的办法，学者们，首先是Sieg和Siegling，逐渐认识了一些字，但是不认识的还比比皆是。倘若能想方设法多认识几个新字，这无疑就是重要的贡献。”

　　当时“二战”战火愈演愈烈，在隆隆的轰炸声中，师徒二人每日面对斑驳的残卷，研读着远古的语言。吐火罗文字的话，有些解不开的地方，恰好在汉文佛经里边有汉文的译文，季羡林就是利用这个来对照研究的。

　　1943年，季羡林在德国发表了论文《〈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本诸异本》。他利用不同语言，包括汉文中同一本生故事的各种文本，对吐火罗语的语词、语意、故事传译中的变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更重要的是，他多认了几个新字。

　　1981年，新疆博物馆来人，希望季羡林研究确认1974年在一处佛教遗址发现的残破的古代文书。这些文书共44页，每页两面，上面的文字形状古怪，犹如天书。季羡林经过仔细解读，确认就是用吐火罗文写的剧本《弥勒会见记》。

　　从1983年起，季羡林对吐火罗文残卷的解读、翻译和研究文章陆续在国内外发表。1993年，《吐火罗语研究导论》出版；1998年，季先生在德国出版了一部专著《中国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语(A)〈弥勒会见记〉》。这是季羡林作为中国学者在吐火罗语研究方面的一大新贡献，国外的同行们极少有人敢于尝试解读这个吐火罗文残本。季羡林是在几个国内回鹘文专家的帮助下，通过不同的文字解读了它。

　　通过研究，季羡林进一步说明吐火罗语在汉文化与异域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找出了吐火罗语中来自汉语的词汇的例证，说明文化交流中的双向现象。作为剧本的《弥勒会见记》，对中国古代戏剧发展的影响，则是季羡林论述的中国戏剧史研究中从未有人提出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