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少数民族文字之—焉耆—龟兹文

　　20世纪初，在中国新疆吐鲁番、焉耆和库车等地，有人从寺庙及洞窟的废墟中，发掘出一些残缺文献。在那些文献上，有一种奇怪的文字。这些文字用中亚的婆罗米斜体字母拼写，行文时从左到右，自上而下，不分词，音节间无空格，行文中没有声调符号，字符有一定的结构规律，元音以符号形式加写在辅音字母的上方或下方。当时没有人能看懂它们所表达的意思，并且人们也不知道它们属于哪种语言。

　　1907年，德国语言学家缪勒（F.W.K.Muller）从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的回鹘文译本中发现一条题记，其中提到这部回鹘文写经译自吐火罗语，所以缪勒将这种未名语言命名为“吐火罗语”。此后，德国学者E.Sieg和W.Siegling锲而不舍，夜以继日，呕心沥血，最终将这种文字读通。这成为世界语言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这两位学者明确指出，这种语言属于印度欧罗巴语系。然而，令人吃惊的是，从流行的地理位置来看，吐火罗语本应属于印欧语系的东部语群。但是，语言本身的特点却表明，它确实属于印欧语系的西部语群。这一直是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长期以来迷惑不解的问题。

　　当年所发现的残卷的年代约在隋朝至唐朝前期之间（公元7～8世纪），现已没有任何民族使用这种语言。当年流行地区估计就是焉耆和库车。初发现时定名为吐火罗语，后来逐渐有人提出了异议，遂将吐鲁番、焉耆一带残卷所代表的语言定名为焉耆语，而将库车一带发现的残卷所代表的语言定名为龟兹语。德国学者一般仍保留吐火罗语这个名称，将前者称为吐火罗语A或东吐火罗语，将后者称为吐火罗语B或西吐火罗语。最近考古学一些新的发现又证明吐火罗语这个名称是正确的，有关学术讨论仍在进行中。

　　从出土文献的内容来看，两种语言的残卷绝大部分都是佛典。被称为“A方言”或“A种吐火罗语”的焉耆语，所记录的全部是佛典，特别是有关弥勒的经典很多。另一种仅限于古龟兹(今库车)地区，称为“B方言”或“B种吐火罗语”的龟兹文，记录的内容除佛典外，也有世俗文书，如情书、护照之类。此外，焉耆—龟兹文的另一个特色是记录了很多戏剧内容，这对中国戏剧史的研究非常有帮助。

　　焉耆—龟兹文文献存世仅数十种，分藏在柏林、巴黎、伦敦、圣彼得堡、新德里、东京以及我国的新疆博物馆和国家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现存焉耆—龟兹文文献2种3页，这3页文献记载的内容，仍有待语言学家解读。

　　新疆博物馆所藏焉耆—龟兹文文献共44页，是1974年冬在焉耆七个星(锡克沁)千佛洞北大寺前的一个灰坑内发现的。每页左边大约有三分之一的部分已经被火焚毁，经过专家解读，它是用甲种吐火罗语所写的《弥勒会见记》剧本。虽然不全，但却是迄今国内发现的最古和最长的一部残卷。

　　从中印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来看，这两种语言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早期中国翻译印度佛典，可能有一部分是以这两种语言为媒介的。

　　焉耆—龟兹文的发现，对于世界语言学史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是死语言，没有受到外界变化的干扰，因此保留了原有中古时代的状态，它承载的，是中西民族语言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吸收的悠久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