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书今文字的开端

　　上一期我们介绍了小篆。如果说小篆是古文字的终结，那么隶书就是今文字的开端。萌芽于战国、发展于秦代、成熟于两汉的隶书，使汉字结构和形体发生了巨大变革，确立了汉字的基本笔画系统，标志着汉字迈入今文字时代的新纪元。而在书法艺术上，隶书以其朴拙率真的风格，成为迥别于“二王”书风的另一脉传统，滋养了众多书坛巨匠。

“不象形的象形字”
　　如果让一个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来阅读甲骨文、金文、小篆写成的文本，恐怕感觉就像看“天书”，十个字能认出（或者说猜出）三五个就算不错了。而隶书则不然，看曹全碑(见上图)的字，想必普通人也不难识别吧。
　　从隶书开始，汉字就正式跨入了今文字阶段，隶书的形体结构已经很接近我们熟悉的楷书了。汉字字体和结构从篆书到隶书的变化，被学者称为“隶变”，隶变是汉字史上一次空前的大变革，是古文字和今文字的分水岭。从隶书开始，汉字脱离了象形意味，成为纯符号化的文字。换句话说，隶变使汉字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鲁迅语）。不少汉字字形所体现的构字理据正是在这时候丧失的。
　　如：“泉”字的小篆是象形字，“象水流出成川形”（《说文》），到了隶书，变成从“白”从“水”。有人据此乱讲字理，说什么“白水为泉”，实属无稽之谈。
　　“春”字的小篆是形声字，上边草字头，中间一个“屯”字，下边一个“日”。春天草木萌发，所以是草字头；“春日载阳”，春天自然少不了温暖的阳光，所以下边有个“日”；中间的“屯”是声旁，而“屯”又有萌发的意思，还兼表意。到了隶书，草字头和“屯”粘连成一体，失去了理据，只有下面的“日”还隐约能反映出字形与字义的关联。
　　“阜”和“邑”这两个部首被“打包”简化，分别隶变为左耳朵和右耳朵。“阜”指土山、丘陵，所以从“阜”（左耳朵）的字，如“陵、险、阻”等，意思大都跟山有关；“邑”指城市，所以从“邑”（右耳朵）的字，如“邦、郡、都”等，意思大都跟城市有关。如果不通过溯源，仅从隶书字形就看不出理据了。
　　在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隶书把小篆弯曲均匀的线条变成方折平直的笔画，确立了汉字“横、竖、撇、点、折”的基本笔画系统，这使得汉字成为一种更易书写的文字，大大提高了书写效率。正因如此，这种字体开创了其后两千年来的今文字形式，一直影响至今。
　　隶书又可细分为秦隶和汉隶两种。秦隶，也叫古隶，顾名思义，是秦代运用的隶书。上一期我们介绍过，秦代官方推行的规范字体是小篆，在比较正式的场合，通常使用小篆；而秦隶是下级人员使用的字体，普遍用于日常书写。到了汉代，隶书成为通行的字体，汉代的隶书结构和秦隶相同，只是笔画形态略有不同，有波势和挑法，为以示区别，称为汉隶，也叫今隶。

奴隶创造的字体？
　　在汉字七种主要字体里，要数隶书这个名称最特别。隶书真的是奴隶创造的字体吗？
　　最早提到隶书的是班固，他在《汉书·艺文志》中说：“是时（指秦始皇时）始建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根据他的说法，隶书产生于秦始皇时期，起因是当时官府和监狱事务繁忙，因隶书书写比小篆便捷，所以广泛使用于“徒隶”（指小吏、杂役）之中。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基本继承了班固的说法。卫恒在《四体书势》里说得更明确：“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隶书者，篆之捷也。”所谓“篆之捷”，就是简捷的篆书。总之，这一派观点认为，隶书是由徒隶创造或者由徒隶使用的字体。
　　另一种传统看法认为，隶书是秦朝下杜人程邈所创。《水经·穀水注》：“或云：即程邈于云阳增损者，是言隶者篆捷也。”程邈原是秦朝的狱吏，因罪被囚禁于云阳十年，这期间对文字进行加工改革。因囚犯也可称“隶”，所以他创的字体就叫隶书了。
　　而近现代学者根据出土文献认为，隶书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萌芽了。文字学家唐兰认为，春秋以后的文字就开始渐渐接近隶书，“像春秋末年的陈尚陶釜，就颇有隶书的风格了”。他说：“六国文字的日渐草率，正是隶书的先导。秦朝用小篆来统一文字，但是民间的简率的心理是不能革除的，他们舍弃了固有的文字（六国各有的文字），而写新朝的文字时，把很庄重的小篆，四平八稳的结构打破了。这种通俗的，变了面目的，草率的写法，最初只通行于下层社会，统治阶级因为他们是贱民，所以并不认为足以妨碍文字的统一，而只用看不起的态度，把它们叫做‘隶书’，徒隶的书。”（《中国文字学》）有当代学者更进一步认为，秦国从商鞅变法以后开始使用一种繁简夹杂的综合性文字，其中主要成分是篆书和古隶，越往后，古隶的成分越多。秦始皇在推行小篆的同时，并没有废除这种综合性文字在民间的使用，而这种综合性文字就是后来所谓的隶书。
　　所以，隶书既不是徒隶创造的，也不是囚犯创造的，但它的得名确实跟广泛运用于徒隶之中有关。

书法的另一脉传统
　　除去文字学上的价值，隶书对于书法艺术来说，也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作为书法五大体别之一，隶书在漫长的发展演化过程中，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审美风尚的嬗变而兴衰交迭。
　　秦代篆隶并行，所以秦隶带有明显的篆书痕迹，如秦诏版，章法随意，结字奇正间出，不拘成法，用笔方折，挺劲有力，可窥隶书雏形。
　　西汉是隶书的成熟期。西汉时期的碑刻，今天可见的种类不多，字数亦少，如《五凤刻石》《莱子侯刻石》等。笔画波挑不太明显，古秀苍劲。
　　东汉是隶书的鼎盛期，此时传世的碑文达170多种，风格多样，根据字形相近或相似，可分为四种：一种茂密雄强，浑穆厚重，如《开通褒斜道》《西狭颂》等；第二种是结字丰厚，用笔劲挺，斩截爽利，如《张迁碑》《鲜于璜碑》等；第三种是左规右矩，法度森严，是汉隶碑刻的典范，如《礼器碑》《曹全碑》等；第四种则是舒展峭拔，烂漫多姿，代表作有《石门颂》《扬淮表记》。
　　汉简和隶碑同为两汉隶书的代表。近代和建国后大量出土的汉简，如《流沙坠简》《居延汉简》《武威汉简》等，书体天真野逸，仪态万千。
　　隶书鼎盛于东汉，也式微于东汉，在东汉末年开始走下坡路。魏晋的隶书书法严谨有余，灵气不足，逐渐落入程式僵化的窠臼。随着楷书成为标准字体，其后一千多年，隶书艺术进入漫长的低谷期。被尊为帖学鼻祖的“二王”书风，由于得到梁武帝、唐太宗的极力推崇长期统治书坛。至宋、元、明三代，隶书已少有人问津。
　　正所谓物极则反，到了清代，汉碑的书法价值突然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由此大兴“尊碑卑帖”之风，涌现出了一大批以隶书见长的书法家，代表人物有：伊秉绶，用颜真卿的楷法写隶书，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何绍基，以奇拙浑厚的笔法写隶，别开隶书用笔结字之风范；金农，将隶书写得横画粗长，竖画细短，体势微斜，独辟蹊径，开风气之先。赵之谦、郑簠、郑板桥、杨守敬、吴昌硕等人在隶书继承发展上也各有千秋。这些书法家以个性独具、立异标新的风格，使隶书得以再振雄风，重新屹立于书法艺术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