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简化之商榷
一、汉字简化方向应有所调整
“文字是传达情意的工具，工具自然越简便越好！”历来凡提倡简体字的人，大都以此为其立论之张本；并以我国文字从古籀到小篆、小篆到隶楷的简化趋向，做为历史的铁证。强调字形简化是一种自然界需求，有其必要；是演化趋势，势所必然。
当然，工具是越简便越好，谁不喜欢效能高而使用简便的工具？可是事实上，许多工具在追求使用简便的驱使下，其构造常是趋向复杂与精巧，文字何独不然？如《论语·季氏》：“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论语·先进》：“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孟子·梁惠王上》：“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孟子·尽心下》：“有为者，辟若掘井。”《孟子·离娄上》：“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其中都用“辟”，那有我们后来分别用“嬖、僻、闢、譬、避”易懂明确？汉字的演变和发展，就字形而言，实际上是兼有简化和繁化两种趋向而并行不悖。于是有“须”而后有“鬚”，有“要”而后有“腰”，有“求”而后有“裘”，有“居”而后有“踞”，有“莫”而后有“暮”，有“右”而后有“佑”，有“朋”而后有“鹏”，有“然”而后有“燃”，有“巨”而后有“矩”，有“暴”而后有“曝”，有“匈”而后有“胸”。有了这些字的繁衍，才使我们使用文字更为明确，强化了传达的功能。大陆文字学者裘锡圭便说：“从历史上看，对于汉字的发展，字形的简化是不可缺少的，改善文字功能的字形繁化也同样是不可少的；只重视前者的功用，而不重视后者的作用，是不妥当的。”
节省时间、节省精力，也是提倡简体字的主要理由，同时更是引发改革的主要诱因。在这一切都讲求效率的时代，一切都讲求速度，时间就是金钱，因此工具能改进得让人省时省力，必受大家的欢迎。问题是字形笔画的简化，固然使书写简便，但会不会造成辨别的困难，反而妨害了阅读速度？除了某些特殊的行业，一般人都是阅读的机会多于书写的机会，如果增加了书写的速度，减缓了阅读的速度，是不是得不偿失呢？随着中文电脑和复印机的普及，书写文字的负担必然大为减轻，如今我们如果再为书写简速，而增加辨认和学习的困难，那就更不值得了。更何况正体字的电脑输入还胜过简体字呢！
这么说，当今我们的文字是已经发展到不必求改进的完美境地了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汉字隶定时产生一些不合理的现象，时常被质疑；中文电脑发展工作者，对汉字统一与标准化的要求，一再地呼吁；中小学教师对文字的标准式样，也时有争议。于是当局乃有颁布标准字的做法。不过所颁布的标准字，大体依文字本形本义及演化历程，来考量当今要如何写最有品式、最合乎六书原则；并不曾考量隶定时产生不合理现象是否该导正，也不曾考量汉字的结构框架是否可以更有系统性、更条理化、以使汉字往科学化的方向发展，使汉字的学习与输入电脑更为便捷。
为简化中文电脑的输入，而改变若干字形，或许有人会以为这是削足适履的做法。其实这种改变，如果只是极少部分的修改，而又能使文字更合理化，更有系统性，更能以简驭繁，那该是削赘疣去骈枝，以强化汉字功能的有效措施，更是讲求文字简化的人所该重新思考、重新出发的新方向。
二、汉字简化原则之商榷
汉字是义符文字，一个方块字以十笔上下为常态，多则三十几笔。不懂得其结构原理的人，从其横竖点勾撇捺去考量，会觉得它的结构太复杂了。如果能分析其结构，掌握其系统，便能以简驭繁、举一反三，甚至闻一知十。可是无可否认的，我们文字的初文还是太多了。 《说文解字》五百四十部首，当今字辞典二百四十多个部首，都不足涵盖字的结构成分。郑樵《象类书》即立三百三十母为形之主，八百七十子为声之主，号称“合千二百文为无穷之字”。一千两百个字根已嫌太多，而更何况它可能仍未概括后来形体变易的部分，如“雜”本是“从衣集声”，却因右旁“木”的左移而成左旁特异架构。只要看中文电脑各家输入法，每一个码所代表形体涵盖之多，就可以知道汉字结构的复杂和千变万化了。
如果我们能善用汉字的结构原则，消除缺乏系统的特异架构，以减少字根数量，并使认识汉字更能掌握类化原则(Apperception)，学习汉字将更为便捷，中文电脑输入也将更为迅速。不过，有关字根的简化，并非随心所欲，或只取用简体，就可以的，至少它要在以下两原则下，才可以进行。
㈠受到别异的制约
民国十一年，钱玄同在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中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笔画案，在其方案中提到：采取通俗之同音假借字，如“薑”作“姜”、“腐”作“付”之类；采取古字，如“圍”作“囗”、“胸”作“匈”之类；取古书上之同音假错字，如“譬”作“辟”、“導”作“道”之类；新拟同音假借字，如“餘”作“余”、“预”作“予”之类。当前大陆所用的简体字，有很多即依此采行。
其实这是开倒车反进化的做法。“辟”为别异而后有“譬”，在本文第一节已述及。若“導”作“道”，则“道路”一词，意义就不明确；“餘”作“余”，则“余音袅袅”也不明其所指。依文字演化现象来看，许多形声字是以其声符为初文，有“弟”而后有“悌”，有“厭”而后有“餍”，有“孰”而后有“熟”，有“竟”而后有“境”，有“馮”而后有“憑”，有“屬”而后有“囑”，有“贾”而后有“價”，有“舍”而后有“捨”，有“知”而后有“智”，有“昏”而后有“婚”，有“戚”而后有“慼”，有“反”而后有“返”，有“景”而后有“影”，有“奉”而后有“捧”……我们如果将这些后起的字改回古字，并不能减少汉字字根，只是造成一字多义的情形更趋严重，词语的意义更不明确，徒增文字学习与阅读的困难。
如今，中文电脑逐渐普遍，书写的机会将逐渐减少，减少汉字的笔画巳不是简化汉字的主要考虑。只顾减少笔画除了造成一字多义、词语意义不明确之外，也会增加很多形近的字，容易引起混淆，反而造成学习的困难，影响阅读的速度。试想：由于“隻”改用“只”，于是“这船只作近海航行”，我们还得考查“只”是量词或限制词，那是多么不经济的事。
因此，我们不求简化便罢，若要简化，必须受到别异的制约。易于别异，比易于书写还重要得多。在此原则下，“禮”用“礼”，“體”用“体”，“棄”用“弃”，“懼”用“惧”，“憑”用“凭”，“擔”用“担”，“膚”用“肤”，“竊”用“窃”，甚至“遞”用“递”，“畢”用“毕”，或可以考虑取用。至于“发”代“發”和“髮”，“坛”代“壇”和“罎”，省“鬆”为“松”，就不能接受了。
㈡遵循六书的原则
提倡简体字的人，常强调“六书不是限制中国字的铁律”，甚至说：“六书不是造字的原理，而是解字的原理，所以简化不受六书限制，可以不管六书”。
六书固然“是前人归纳文字所提出的文字理论之一，不必做为汉字演化亘古不变的常法”，但汉字如果放弃了六书，没有了结构理论，汉字成为一画至三十几画错综线条组合的符号，没有条理，没有系统，那将是多么可悲的事。或许有人会说：“六书的原则，早已经过许多破坏了”，这话固然没错，但我们不能因为它曾受破坏，就要全面放弃。就像我们不能因为有些绿地受到若干的破坏，便放弃所有的绿地保护。
或许又有人会说：我们当初读书认字，还不就一个字一个字，去记它一撇一捺一弯钩的结构，根本不用六书认字，所以破坏了也没有关系。不过我们知道：六书是识字时可以运用的方法，它可以使人在认字时能“执简驭繁”，所以有学习的必要。当初自己没有运用，并不能就此认定它可以破坏：那是教学方法的失当，不能因此低估了它的学习效用。其实六书原则即使没有人教，在认识若干字后，也会在不知不觉中运用这些便捷的方法。如一般人总会说某一个字是什么旁，或分析“张”为弓长，还依谐声偏旁来揣摩字音，这都是粗略的六书知识。这种便捷的认字方法，我们岂可轻言放弃！
简体字最为人诟病的，是它常破坏六书的原则。如民国二十四年教育部所公布的简体字表中，“又”就成为非形非声的万能怪物。在那三百二十四字中，用了不少的“又”。“觀、勸、權、歡”这些由“雚”得声的字，表上作“观、劝、权、欢”；“攤、灘、癱、難、艱”这些字的声母是“”，表上都成“又”，而写成“摊、滩、瘫、难、艰”。“又”不是声旁，对字音没有提示的作用；不是形旁，对字义也没有认知的功能。而且它还代替“奚、肖、鸟、、、、虚、品”，所以“鷄”作“鸡”、“趙”作“赵”、“鳳”作“凤”、“對”作“对”、“聖”作“圣”、“賢”作“贤”、“戯”作“戏”、“區”作“区”、“驅”作“驱”、“樞”作“枢”、“歐”作“欧”、“毆”作“殴”、“漚”作“沤”，而这些大多跟“又”字无关，只有从“区”得声的字，有部分字像是从会意改为形声而已。
这种现象严重破坏六书，更扰乱了文字系统性，违背了条理化、合理化的原则。在维护六书的原则下，“寳”作“宝”、“竈”作“灶”、“遷”作“迁”、“衆”作“众”、“膽”作“胆”，若有必要，都可以接纳；至于“僕”作“仆”、“寧”作“宁”、“劃”作“划”，虽还妥合六书，但影响别异，也就不可取了。
三、汉字字根简化之刍议
在“受到别异的制约”和“遵循六书的原则”两大前提下，采用假借和省去部分偏旁的做法，是比较行不通的，因为它常有害于别异的作用。只有改用偏旁，减少汉字的字根数量，是比较可行的办法。但必须注意一点：改用偏旁必须注意结构的合理性，符合六书的原则。其具体办法之拟定，有待于专家之集思广益，在此本人仅提出三点管见，以抛砖引玉：
㈠在别异制约下适度同化以求简
同化是汉字演化过程中常见的现象，最明显的例子，如当今写成“”者，就有不同的来源：“春”是“从日艸屯，屯亦声”，“奏”是“从本从艸从屮”，“奉”是“从手艸，丰声”，“泰”是“从艸水，大声”，“舂”是“从艸持杵以临臼，杵省”，“秦”是“从禾舂省”。原来除“舂”、“秦”相同之外，其他“”的结构都不相同，不过除了“春”之外，其结构成分都有“艸”在内。这样把细微结构不同的部分，予以同化，只要不造成别异上的混淆，应该是可以容受的。当然其中也有造成声旁融入形旁的问题，如“春、奏、奉、泰”从此不见声旁，为美中不足，但它节省字根的功能，是可以肯定的。
汉字在隶变时，同化的现象相当多，如形旁“肉”旁，大多化同于“月”旁；部分“舟”的结构，也化同于“月”形，如“前、俞、朕”，以及“朕”衍成的“勝、滕、謄、塍、榺、腾、縢、賸、螣”都是。它们当然有碍于字源的明确，但不至于造成别异的困扰。
隶定时，个别不同的结构，混同的情况也相当普遍，如“糞”字，原是“从艸推推冀釆也”。它的上部是“釆”；下部是“艸”(与“棄”同)。如今却是“米”与“異”的组合，字典通常归在“米”部。米与釆(便)的混同，固然是笑话；“艸”成“異”，我们却习以为常。说到“異”字，依《说文解字》：“異，分也，从艸畀，畀予也。”而“畀一一从丌声”，“”是鬼头之象形。另外“思、慮”中的“田”是头“”；“胃”的“田”是象胃形；“番”的“田”是象兽足形；“畢”的“田”是象网形。如今都同化于田地之田，但也不曾造成别异作用的混乱。
以上的同化，为字样学的学者所接受。因此，我们如果为了减少字根数量，以增进汉字认识与应用(如输入电脑)的便捷，把形体相似，字义都跟「脚步」有关的“”“夂”两部，混同合一，应该不是太离谱的想法。“”“兀”“尢”不要再分；“彐”“彑”不要并用，都对减少字根有益。至于“走”“辵”两形旁是否也该简化合一，事关是否大幅改革的政策问题，在此不加以讨论。
为避免破坏六书认字原则，造成文字不合理的结构，除非被用为声符的字它本身巳有所简化，否则“同化以求简”，当以“形”为主，包括六书中象形、指事、会意，以及形声字的形旁，而不包括声符，以免造成上节所述“又”字万能的窘境。至于那些“形”可以同化的具体方案，则有待文字学家的共同研究。
㈡修改异化字以减少特殊的结构
文字在演化过程中，除了有同化的现象之外，还有异化的现象，如前所述，“糞”和“棄”就小篆而言，它们的不同，在字形的上半部分，一为“釆”、一为“”，下半部完全相同——艸和的组合。可是今楷巳变得完全不同，“棄”的下半部形体，成为特殊的结构，没有其他的字取用它以组合，也成为认字和应用的浪费。认识文字的历程中，记取此形，并不足以借此认识更多的字，中文电脑却要为此字形另做设计，因此“棄”字不妨改用“弃”这个古文结构，将有益于汉字的合理化和系统化。
所谓异化而成特殊结构，有时是字形移位的结果，如前所述，“雜”是“从衣集声”，由于声符“集”其“木”的部分左移，于是其左旁成为“”这怪模样，订标准字实有将它归回原位的必要。再如“從”字，本是“从从辵，从亦声”，由于形符“辵”其“止”部分的右移，于是右旁成为“”，也是特殊的结构。“徙”也同此情形。如果把“雜、從、徙”改回“襍、、”，应有助于汉字结构的合理化、认字的系统化、电脑字根的单纯化。所以这该是汉字简化所可以考虑的方向。
㈢为简化字根可容许声旁的变造
汉字形声字的声符以兼义为正例，早在宋代，就有王圣美(子韶)倡“右文说”，但后造的形声字，常仅标声而不取其义，那么声符的换替，就没有太大的限制。历来简体字和俗字，即常依此变造。如“價”作“价”、“蝦”作“虾”、“襪”作“袜”、“爐、驢、蘆”作“炉、驴、芦”、“擔、膽”作“担、胆”、“憐”作“怜”、“園、遠”作“园、远”、“賓、濱、殯”作“宾、滨、殡”、“鐘”作“钟”、“糧”作“粮”、“癢”作“痒”、“燈”作“灯”、“遷”作“迁”、“墳”作“坟”、“猶”作“犹”、“藥”作“药”、“贜”作“赃”、“覆”作“覄”、“戰”作“战”、“懼”作“惧”、“曬”作“晒”、“檯、擡”作“枱、抬”等便是。由于以往的简体字所追求的是书写的简便，所以笔画多的，就常被变造，变造时不成系统而别为之，如“燈”作“灯”、“登、澄”不作“丁、汀”。所以就整体汉字结构来说，并没得到简化的效果，书写时又常简之又简，造成一字多形，徒增认字的负担，而为人所诟病。
今后简化的思考方向，既然从笔画的简化转为字根的简化，那么很多这种“声旁的变造”，虽然妥合文字六书的原则，也都变得没有意义了。基于字根简化的前提，这种“声旁的变造”，必须去芜存菁，但它仍不失为简化的方法之一。如“遷”作“迁”，就有可取之处，因为“僊”字，我们早巳改用会意作“仙”，因此以“”为声符的字，除了“遷”字较为常用之外，另有“”字为地名，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怀疑它是“鄄”字之误。我们只要把“遷”改作“迁”，“”这样的架构就可弃而不用，对识字与运用有益。
其次，像“賓”我们如果接纳为“宾”的话，“蠙、矉、殯、擯、鬢、嬪、髕”可以跟着全改，于是“賓”这结构也可以从此不用。如“盧、、粦、、豦、虖、雩、睿、圂、臬、巂、、、、、憂、嘼、爵”等，都未尝不可从这个方向去考量。
当然，这不一定要以原来声符完全废弃，做为声符换替的先决条件。尤其声符本身已是会意字或形声字者，我们不妨保留它。如“虒”是“从虎厂声”的形声字，以其为声的“蹏、嗁”，如今声符已被“帝”所替代，而其系列的字，目前以“褫、遞”较为常用，可将声符一律用“帝”或“弟”来替代，而“虒”巳不常用，保留它也不妨。因为这样做，是把“虒”视为一般衍生字，不当做字根，对字根的减少也不无帮助。
变造声旁以简化字根，可施展的空间是很大的，我们该大规模变造以求简化？或只是小规模改造以求合理化？这也是政策性的问题，在此不表示意见。
四、结 语
汉字是不是该加以简化，这是几十年来争议不休的问题。而近一两年来，由于主客观情势的改变，海峡两岸的距离逐渐拉近，彼此的交流日趋频繁，两套文字的不同，造成沟通的障碍，也就使这问题的讨论更趋于热门。加以中文电脑的发展，汉字应如何因应现代化的要求？也就成为当前的重要课题。
本文纯依学术与实用的观点，就汉字如果要变，应如何去变，加以考量。强调“简化的方向应重新调整”，以加强文字的系统性、条理化为要务，不能再为书写简便，弄得汉字更支离破碎。于是提出“受到别异的制约”和“遵循六书的原则”，做为汉字简化的前提，然后提出简化字根的方向。基本上，本文是以谈论文字合理化的思考方向为主，而不是在讨论简化的条例，所以原则的讨论较多，具体方案的讨论较少。因为这一项工作，有待文字学家与中文电脑工作者，共同研商、仔细斟酌，非本人所能订定，也非本文所能涵盖。不过这些原则和思考方向，对文字改革或标准字的重新厘定，应该是有助益的。即使以后的中文电脑输入，能摆脱形体与电码的分配瓶颈(注音输入法虽已摆脱，但由于汉字同音字多，以此法输入并不简捷)，改用声音或其他方法。这些原则与方法对文字系统化、合理化，仍将有所帮助，对学习认识汉字，也可能有所贡献。所以不揣鄙陋，而有此野人献曝之举。
另外有一点必须加以说明：本文所讨论的原则与方案，是在“文字将有所兴革”的前提下，所衍生与考量的。文中只谈论检讨标准字时的结构取向，不讨论此时应否兴革与改革幅度的政策问题，也不谈文字教育强制性问题以及标准字的泛政治化问题。相信只有将问题纯粹化，才可能讨论得深入些；也只有芟刈旁枝，才可能得到比较具体的结论。不过，很抱歉的是：这些原则及方案都还在草创阶段，考虑不周，在所不免，尚请方家，有以教之。
原载台湾《中华学苑》第41期，199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