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简化的三个优化原则

朝着便于书写的方向发展,是贯穿汉字简化历史的一条重要规律。汉字简化是汉字的自然发展和人为干预的双重结果，这两个方面不仅缺一不可，而且要配合适度。过分依赖自然发展，汉字的简化就会处于无序状态；过多地进行人为干预，难免会出现违背汉字自身规律之处。简化虽然是汉字自身功用的必然要求，但汉字并不是越简化越好，而是要以优化为根本原则。汉字简化的优化原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区别性原则
汉字职能的发挥，有两个不可缺少的环节，这就是书写和识认。就书写而言，人们总是希望符号简单易写；而就识认而言，人们又希望符号丰满易识。然而汉字越简化，就越容易丢掉信息，给识别带来困难；追求信息量大、区别度大，又难免增加符形的繁度，给书写和记忆增加负担。二者的要求是矛盾的。汉字简化必须充分认识到这种矛盾，以保证简化字有足够的区别度，否则就会损害汉字的表达功能。如1977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布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不顾“约定俗成”的原则，过分追求汉字形体的简化，大幅度减省汉字的笔画和部件，如将“部”简化作“卩”，“街”简化作“亍”，“雪”简化作“彐”，严重影响了汉字的构形规律和区别功能，很难为广大人民接受，因而不久就被废止了。再如《简化字总表》中的“同音替代”法，有时也容易造成职能上的混乱。如将“像”简化作“象”、“餘”简化作“余”、“摺”简化作“折”，并分别注释说：“在象和像意义可混淆时，像仍用像。”“在余和馀意义可能混淆时，馀仍用馀。”“在折和摺意义可能混淆时，摺仍用摺。”这样，到底什么时候该用哪个字，很多人根本区分不清。这种简化看起来是想减少一个字，实际上不仅字数没能减少，反而搞乱了字的职能，使人无所适从，影响了表意的明确性，给使用者带来了更多的麻烦。
理据性原则
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只有保持汉字构形的表意特点，汉字才能显示其存在的价值。汉字简化必须坚持理据性原则，以最大限度地保持汉字的构形理据为前提。形体简化和保持理据之间确实有矛盾之处，但并非完全对立。有人指责简化字全面破坏了汉字的理据，这种说法未免失之偏颇。事实上，繁体字在理据清晰度上并不都优于简化字。如繁体字“郵”“審”二字，按《说文》的说解是会意字，但如今还有多少人知道“郵”字是如何由“垂”“阝”会意的？“審”字又是如何由“宀”“番”会意的？相对来说，它们的简化字“邮”“审”改成了形声字，在理据上变得更清楚了。再如繁体字“態、織、戰、躍、繡、憲、遷、遞”等，名义上是形声字，但它们的声符已与整字的读音相差很远，而且笔画也比较繁复，将它们简化为“态、织、战、跃、绣、宪、迁、递”，声音上更接近了，笔画也更简单了，这样的简化既方便了书写，又强化了汉字的理据，很好地实现了优化的目标。当然，《简化字总表》中确实有一些简化字丧失了表意性，如“親”字省去了表意部件“見”，“愛”字省去了表意部件“心”，从而成了“不见之亲”“无心之爱”。特别是一些“符号替代”和“草书楷化”的简化字（前者如“凤”，后者如“书”），对汉字理据的损害比较严重，这样的简化方式不宜过多采用。
系统性原则
汉字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日益严密的符号系统。对汉字形体的简化，也应该充分考虑系统性原则，而不能单纯追求个体字符的笔画减少。但是，由于简化字来源复杂，从历代文献或民间“俗字”中采集的简体字，本来就不是成系统简化的，相互之间必然缺乏有机的联系。如“鄧”“燈”“凳”三字，本来都是以“登”为声符的，属于一个声符系统。把“鄧”简化作“邓”、“燈”简化作“灯”后，“邓”“灯”“凳”成了在形体上毫无联系的3个字，从个体字符的角度看是变简单了，但从系统的角度看却是变复杂了，这样的简化反而会增加人们记忆的负担，因为没有规律的事物是最难掌握的。为了较好地保持简化汉字的系统，使之既利于书写，又便于识记，《汉字简化总表》采取了“类推简化”的方法，即《简化汉字总表》第二表所列132个简化字和14个不能独用的偏旁，在用作其他字的偏旁时也同样简化。应该说，“类推简化”的原则总体上是成功的，这一原则使得简化字在一定范围内保持了内部的系统性。但是，当时的类推简化并没有明确限制范围，当一系列大中型字典辞书相继问世，大型计算机字库相继建立，简体版的古籍纷纷出版时，类推简化的范围便无限扩大，问题也就逐渐显露出来：《简化字总表》一表不允许类推，二表允许类推，这样就存在两种不同的简化方式，字数大量增多后，两种简化方式的矛盾就会被放大，这样反而影响了简化字的系统性；有些繁体字类推简化后，原字的结构被破坏，影响了构字的理据，也破坏了字形的美观；有些辞书收字时，对汉字不限部位、不限层次、不限功能地无限类推，在汉字本来数量繁多的情况下，又人为地造出大量历史上从来没有使用过的“人造字”，既违背了辞书存储汉字的历史真实性原则，也使汉字的总体系统繁化甚至混乱，给应用领域带来不便。因此，类推简化必须限定在通用汉字的范围，而不能无限类推。
在《通用规范汉字表》研制的过程中，针对简化字中部分违背优化原则的现象做过专门研究，并根据某些意见提出过调整若干繁体字的方案，在不同层面征求意见，并做了一些科学实验。最终形成的认识是：在全民已经使用简化字半个世纪以后，如果调整部分繁体字，可能造成文化教育领域的波动，不利于社会用字的稳定。而且，即使是广为诟病的简化方式，也并非全部不合理，如何恰当地采用这些简化方式，还需要大量扎实的科学研究与社会调查，在情况不甚明了之时必须慎重行事。汉字系统是一个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感想式的任意调整部分繁体字，也是有失科学的。因此，此次《通用规范汉字表》的制定，暂不对繁体字的问题进行调整。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