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汉字简化成果，坚持“一简对多繁”

“一对多简繁关系”问题一直是文字学界讨论的焦点，也是不少专业工作者特别是港澳台学者批评简化字最多的一个方面。这一问题出在电脑无法对繁体字和简体字之间的互换进行精确对位，即便是人工将简化字转为繁体字时，如果不明白简化字的多个意义分别对应繁体字的哪个字形，转换也很容易出现错误。有人认为简体字不能适应电脑，就应该全部恢复繁体字，或是部分恢复繁体字，但这样做对老百姓的生活影响太大，不易为大众接受。陈双新和王敏认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
“一对多简繁关系”又叫“一简对多繁”或“一对多”，这是现代汉字研究领域的常用术语，是指一个简化字对应几个繁体字（或传承字）的现象。汉字简化时将两个或两个以上汉字合并或简化为一个字，如“斗”对应繁体字“鬥（dòu，如鬥争）”和传承字“斗（dǒu，如北斗）”，“发”对应繁体字“發（fā，如發展）”和“髮（fà，如頭髮）”。如果追溯汉字发展史，后代的某一字形对应前代的两个以上字形的现象并不少见，只是过去从未有过专门的名称去表述。
合并简化方式的优点是既减少了单个字的笔画，又减少了汉字字数，这正是上世纪50年代汉字简化工作追求的目标。其不足之处在于，有的简化将几个意义不同甚至毫不相关的字合并为一，增加了一字多义现象。如果不涉及繁简字的转换，仅在简化字系统中，这种不足一般不会显现，也不会带来理解和交流的障碍。比如“斗争”“北斗七星”并不发生读音和理解的歧义，但如果需要繁简之间相互转换，特别是简化字转为繁体字时，假如不明白简化字的多个意义分别对应繁体字的哪个字形，转换就容易出现错误。比如一般人都很容易认为笔画多的“鬥”就是“斗”的繁体字，因而遇到简体字“斗”就全部转为“鬥”。其实，只有当“斗”读dòu，用于“斗争、斗殴、斗智”等与打斗有关的意义时，才可以转换为繁体字“鬥”。“斗”读dǒu，表示容量单位、升斗类器具或者升斗形状的意义时，古今都写成“斗”而不能写成“鬥”。类似的错误还有，将“松鹤延年”写成“鬆鹤延年”，将“辛丑年”写成“辛醜年”，将“海淀”“白洋淀”写成“海澱”“白洋澱”等等，这些词转换为繁体时，其中的“松”“丑”“淀”字形应保持不变。
“一对多简繁关系”问题一直是文字学界讨论的焦点，也是不少专业工作者特别是港澳台学者批评简化字最多的一个方面。这个问题之所以“老生常谈”，主要是因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与港台的交流日益频繁，书面交流时一般会把大陆的简化字转化为港台所使用的繁体字，以方便对方阅读。转换者常常过于相信电脑的自动转换功能，因而出错率很高，如将“皇后”转换为“皇後”（一些大陆拍摄的电视剧使用繁体字字幕时也频现这类错误）。现在的电脑自动转换技术有了很大提高，但依然可以看到“后妃”“谷底”“辛丑”“歌后”“发小”“姜子牙”“古人云”“多收了三五斗”等词句，电脑错转为“後妃”“穀底”“辛醜”“歌後”“發小”“薑子牙”“古人雲”“多收了三五鬥”。为此，学者们一直在探讨解决的办法。
有人主张全部恢复“一对多”中的繁体字，以实现“一对一”。这个办法倒是彻底解决了“一对多”电脑简繁转换容易出错的问题，但一下子恢复那么多繁体字，给老百姓用字带来的影响可想而知，也是绝大多数人不赞成的。要知道，涉及“一对多简繁关系”的字几乎都是特别常用的字！试想，有多少人愿意把“后来、系鞋带、技术、面粉、一目了然、生姜、几乎、五谷杂粮、发展、斗争、丑陋、别扭、现在才来、象征”等词句，写作“後来、繋鞋带、技術、麵粉、一目瞭然、生薑、幾乎、五穀杂粮、發展、鬥争、醜陋、彆扭、现在纔来、象徵”？现代画家、散文家、音乐教育家丰子恺在写于1935年的散文《我与手头字》中说：“我的姓有十八笔（引者按：‘丰’姓简化前做‘豐’），而且写法很不容易。假如手头字早提倡了廿几年，使我的姓名‘丰仁’一共只消八笔，同学们当何等的羡慕我，而我自己又何等的快活！”一个文艺大师对自己的姓氏尚且嫌其如此烦琐，一般人对笔画多的字持什么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些学者也考虑到这样的变动确实太大，于是提出恢复其中的部分繁体字，比如恢复“鬥、髪、後、徵”等。由于这些字都十分常用，老百姓已经习以为常，不能恢复的理由与上面相同。
（作者陈双新系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王敏系教育部语用所汉字与汉语拼音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