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作宾（1895-1963），字彦堂，甲骨四堂之一。董作宾对甲骨学与殷商史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大龟四板与贞人的发现；十个断代标准的提出；殷历的建构；甲骨文字的考释与解读；殷代地理的推测及制度的研究等。在与埃及文字的比较中，他证明甲骨文不是造字的开始，文字有更遥远的源头，这除了对文字学有影响外，也开拓了古代文化研究的另一途径。 董作宾之所以能够在罗、王之学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完全得益于他在甲骨文研究中使用科学考古学的方法，这一科学方法使其思维更为缜密，眼光更为开阔，更善于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 董作宾书

据《甲骨年表》和《甲骨学六十年》记载，1899年至1928年春，小屯村民有9次较大规模的挖掘。 第一次，约在1899年至1900年。王懿荣从古董商范维卿和赵执斋手中购买的一批甲骨，以及范维卿为端方收购的，可能均为小屯村民所挖掘。 第二次，1904年冬，地主朱坤率佃农在小屯村北洹河南岸朱氏土地中，搭席棚，垒炉灶，挖掘甚久，获甲骨数车。霍文元、刘金声等与朱坤因挖掘发生争执，双方械斗不止，只得到县衙解决，县署遂下令禁止挖掘。这次挖掘出的甲骨为罗振玉、黄浚、徐枋，以及美国的方法敛、英国的库寿龄、金璋所收

1928年6月9日，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在上海成立，蔡元培任院长。1928年10月，以傅斯年为所长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东山柏园成立。还在研究所筹办期间的8月，傅斯年就派董作宾前往安阳小屯调查殷墟情况。其原因就是以罗振玉为首的大部分金石学家认为小屯的甲骨发掘已尽，珍宝收藏已完。董作宾的任务是去看情况是否属实，是否还有挖掘的前景。 董作宾时年33岁，河南南阳人，曾是北京大学旁听生，1924年读北大研究所国学研究生，主攻民俗学，毕业后曾在中山大学任教。他有国学功底，长处不在考古，但因他是河南人，为人机灵

读李济殷墟发掘的历史名著《安阳》，人们就会看到，李济把殷墟的第二、第三、第四次发掘，均视为考古新方法的实验，以及发掘殷墟理念的坚持。 第二次发掘，时间从1929年3月7日至5月10日。对李济来说，最重要的是小屯地面下的情况。他发现地下堆积物分为三层：第一，殷商时期的主要文化堆积；第二，覆盖其上的是隋唐墓葬。第三，覆盖墓葬的是现代堆积物。 第三次发掘，时间从1929年10月7日到12月12日。就在这次发掘开始，李济用卷地毯的方式，对整个殷墟遗址进行全面揭露。他在小屯村东北麦棉田里，挖了一条南北向的

一般认为，殷墟早期15次科学发掘的最高成就和最大业绩是YH127的发现。 YH127是发掘的坑位命名，它的发现是在第十三次发掘的最后一天。从1936年3月18日发掘到6月24日，已经是预定结束的日子。安阳的夏季非常炎热，发掘队需要避开这种天气进行休整。 下午4时，在YH127坑中发现了很多龟板，在不到半立方米的土中，一个半小时竟然出土了3670块龟板，数量极为可观，并且还没有清理完毕的迹象。负责YH127发掘的王湘有长期发掘的经验，也非常机智。他马上决定，把发掘的时间再延长一天。 同为发掘负责人

编者按 殷墟早期有组织的科学发掘，自1928年开始，到1937年因日本入侵华北而告结束。这十年间，先后对殷墟进行了15次发掘。董作宾主持了第一次发掘，李济是后14次发掘的领导人。 发掘地点集中于洹河南岸的小屯村与洹河北岸的侯家庄和武官村附近。这15次发掘成果显著，找到了殷商王朝的宫殿区和王陵区，证实了《竹书纪年》关于商代晚期都邑地的记载，使得殷墟遗址曾经是商代晚期都邑成为不可动摇的结论。这15次挖掘，共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陶器、青铜器等古物，获得甲骨24，918片。其中1936年发现的编号为YH12

陈寅恪把王国维的学术内容和治学方法概括为三证：第一，是地下的实物和纸上的遗文互相释证；第二，把异族的故书和本国的旧籍互相补正；第三，外来观念和固有材料互相参证。 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王国维以地下实物和纸上遗文互相释证的二重证据为特征的历史学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王国维把殷卜辞中的王亥，与《山海经》《竹书纪年》中的王亥比较，认为王亥实为殷人先公。王国维继续考证王亥与《世本》之胲、《帝系篇》之核、《楚辞天问》之该、《吕氏春秋》之王冰、《史记殷本纪》之振、《汉书》之垓，实为一人。从这样的考

1917年2月，王国维从日本归国，始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3月成《太史公年谱》，并酝酿《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及序。 在这两本书里，王国维根据甲骨文中所见的商王名字，大体排出了商代一个可靠世系。 所谓先公先王，就是指历代祖先。对于商朝人来说，先公先王是以商代的开国之君成汤为界划分的。建国之前的商王直系祖先称为先公，立国之后的商王的曾经在位祖先称为先王。 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详细记载了殷商王朝的先公先王：先公自契始，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振、微、报丁、报乙、报丙、主壬、主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