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厚宣（1911～1995），甲骨四堂之后的甲骨学领军人物、史学家。1934年，北大史学系毕业后，因成绩优异被选入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此后，随梁思永赴河南安阳参加第10、11次殷墟发掘，并亲自主持了侯家庄西北冈王陵1004号大墓的发掘。之后又随董作宾做《殷墟文字甲编》释文工作，并在室内整理YH127坑甲骨，从此开始了近60年的甲骨文字研究生涯。先后担任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等职，主持编辑《甲骨文合集》。胡厚宣自20世纪40年代起即饮誉海内外历史考古学界，他不断创造出超越前人

1933年出版的《卜辞通纂》，是郭沫若对甲骨学的又一大贡献。郭沫若在日本流亡时，发现殷墟盗掘甲骨流往日本的很多。他想利用自己寓居日本的便利条件，征集日本诸家所藏编为一书，使这些海外遗宝有所归依，也便于国人在研究中援引。 但这个美好的想法却碰了壁。大部分的甲骨收藏他看不到，偶尔能见到的，也不允许传拓。面对此种困境，郭沫若不得不改变想法，另寻他径。 因此，《卜辞通纂》主要取材于罗振玉的《殷墟书契》前编、后编等著录书，也收录了日本一些收藏家以及东京帝国大学、东洋文库、上野博物馆等所藏的拓片。 在此期间

1929年，郭沫若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在这本书中，郭沫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系统分析了包括甲骨文资料在内的古代历史资料，对中国古代社会进行了全面探讨。其中的《卜辞中之古代社会》一章，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甲骨文与商代史的第一篇论著。 在自序中，郭沫若申明本书的性质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编。书中的观点是他根据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摘录的，书中的材料则以罗振玉、王国维的甲骨文研究为出发点，综合考察了殷商社会的生产状况和组织结构。随后，他又以摩根《古代

1928年，凭借新诗《女神》而扬名于五四现代诗坛的郭沫若闯进了甲骨学领域，这令整个甲骨学界都感到新奇、兴奋和刺激。以沉闷为基本特征的古文字学界，缺少的就是勃勃生机与激情迸发。甲骨学界怀着极大的热情欢迎郭沫若。 1928年8月底，郭沫若在写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头两篇文章后，对所研究的资料开始怀疑起来，想要找寻第一手资料。他凭着记忆，到东京上野图书馆查阅罗振玉的《殷墟书契前编》。在一两个月内，读完东洋文库所藏的一切甲骨文字和金文的著作，也读完了王国维的《观堂集林》。 l929年8月，郭沫若初步写成

董作宾甲骨文五个时期的分期，在学界影响很大，不少学者至今奉此说为圭臬。但是董作宾并没有拘泥于自己的研究成果之中，在以后的研究实践中，他不断地补葺和修正自己的观点。 在甲骨被发现五十年时，董作宾写了《甲骨学五十年》专文，对自己甲骨分期断代工作进行反思总结。 他写道：近二十年，继断代研究法，做实地分期研究工作，才觉得分为五期的办法，尤甚粗疏，所谓十个标准，当时是以贞人为主干的，因而把祖庚祖甲兄弟，列为第二期，及至仔细研究之后，才发现了祖庚祖甲两王的卜辞，贞人固多相同，而表现在卜辞中的历法、字形、祀典

在甲骨学界，董作宾以贡献多而闻名，他的好友、同事李济这样评价他：能够像董先生这样寻问题寻得紧，抓题目抓得扼要，并想办法解决他所抓的问题的人并不多见。所以，他不但是能找问题的人，他也是能想出种种聪明的方法以解决问题的人。 董作宾在北平的时候，常到药铺里买龟板，试验钻灼的过程。有一天，董作宾问李济：卜卦的卜字声音是从哪里来的？不待李济回答，他拿一块钻凿好的龟板，用香在钻痕旁烧灼，突然听到一声清脆的爆炸，声音就像卜，再看龟背，已出现了卜形裂痕。董作宾解释说，卜的原始字形，完全是摹写钻灼的兆象。 早期有

《殷历谱》是董作宾根据甲骨卜辞记日、旬、月、年的资料编纂的一部著作，也是他用时最长、费力最多、苦心经营的一部著作。 早在1930年，董作宾就对甲骨记录中的历法资料做了笔记。1934年，他又写了关于《殷历中几个重要问题》。此时，董作宾已被明显具有年代意义的重要甲骨文字资料所吸引。 研究历法问题，需要天文学知识。于是董作宾向许多天文学家请教历法计算所依赖的星占和天文学的有关知识。他还和研究中国历法发展的著名学者高子平教授结为亲密朋友，他们合作解决甲骨资料中的天文问题。到1935年，关于殷历的整理和计

带有文字的甲骨被发掘出来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并不知道上面写了什么，或是按照什么规律来书写的。 1928年第一次试掘殷墟甲骨时，在洹水南岸、村北、村中开了三个坑，所得甲骨文字各不相同。主持发掘的甲骨学家董作宾认为可能是甲骨所属时代不同造成，但到底如何证明它们的时代，却一时无从着手。 1929年第三次殷墟发掘期间，在村北大连坑南段的一个长方坑内发现了著名的大龟四板。这是四块比较完整的刻有卜辞的龟腹甲，四板之四上全是卜询的记录。从第一年的十月癸酉至第二年五月癸亥连续9个月（包括第一年末置闰的十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