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达 尽小者大 积微者著

胡厚宣在《甲骨学五十年》一书中说，杨树达作为60多岁的老先生，著述之丰，不愧为50年中最努力的一人。

考释甲骨文字屡有创获
杨树达是民国时期小学领域最杰出的学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前，曾先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学府，是中央研究院院士、教育部部聘教授。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上世纪30年代前，他凭借《中国语法纲要》《马氏文通刊误》《高等国文法》《词诠》等著作自成体系，在古汉语语法研究与修辞学研究方面有相当影响。上世纪40年代后期，老先生为甲骨文考释所吸引，深入到甲骨金文的研究之中。
杨树达一生勤奋，直到晚年研究甲骨金文，仍然早晨3、4点起床工作，上午10时休息，下午继续工作，天黑即睡觉，几乎天天如此。他以荀子“尽小者大，积微者著”自勉，从一张一张的学术资料卡片的“微小”积累起步。不几年，甲骨文研究就有了《积微居甲文说》《卜辞琐记》《耐林甲文说》《卜辞求义》4部著作。
杨树达所写甲骨文论文数目超过了自甲骨文发现以来任何一位研究者，对甲骨文字考释不断有创获，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绩。如“释尘”“释追逐”“释滴”（见《积微居甲文说》）等许多考释，至今仍为人们引用。

考释文字重视义训
在文字考释中，杨树达并不满足于仅仅认识某形是某字，而一定要了解或考释出某字用作某词以表示某义。他在《卜辞琐记》中这样谈到：“吾辈考释古文，首当求文义之合，而形则次之。盖古人作字无定形，形相似者时相混淆，与今日约定俗成后之文字不同。考释文字，舍义以就形者，必多窒碍不通，而屈形以就义者，往往犁然有当。盖古人字形不定，而文义必有定，吾辈依其不定之形，以求有定之义，则得之，以后世已定之形以律古代未定之形，固失之于形，又必失之于义也。”
根据杨树达的释字过程，似可看出，他提出的“屈形以就义”不是不顾字形，而是不要囿于字形的限制。这完全符合王国维所说：“此训诂之事也，不必问其字如何，到使古今两语音义相会即可。”

不以特殊关系谋私利
杨树达1905年公费赴日本留学。1911年回国，在湖南省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等任教。杨树达早年任教湖南师范学校时，毛泽东曾旁听其课。1919年湖南组成代表团进京请愿，欲驱逐督军张敬尧，杨树达被推为教员代表，与被推为学生代表的毛泽东一同进京。故1949年后，毛泽东多次会见杨树达，三度回复杨树达信函，并将信函转予中国科学院。
杨树达是毛泽东的老师，毛泽东每次视察湖南，总要见一见这位老师。然而有意思的是，上世纪50年代杨树达在北京滞留月余，因房子解决不了，终于放弃重回北京工作打算，就是没有想到利用他的这种特殊的“关系”。相反，为了学术与政治，杨树达却一再上书，直陈己见。

与前人不同的治学方法
杨树达在《积微居小学述林·自序》中总结了自己的治学方法：“我的研究方法与前人大不相同。粗略地说来，第一，受了外来的影响，因比较对照有所吸取。第二，思路开阔了，前人所受的桎梏，我努力挣扎摆脱他，务求不受他的束缚。第三，前人只做证明《说文》的工作，如段玉裁、桂馥皆是，我却三十年来一直做批判接受工作。第四，段氏于《说文》以外，博涉经传，所以成就最高，其余的人大都在文字本身中圈子。我于传注以外，凡现代语言及其他一切皆取之做我的材料，故所涉较广。第五，古韵部大明，骨文金文大出，我尽量地利用他们。第六，继承《仓颉篇》及《说文》以来形义密合的方法，死死抓紧不放。以上六项，可以说是我研究方法的总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