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兰 着力构建古文字学理论体系

罗振玉初步解决了卜辞的读通问题，王国维解决了殷商王朝的可信度及世系问题，董作宾解决了相当部分卜辞的分期归属，郭沫若则把卜辞引到了了解殷商社会的大门。历经“甲骨四堂”，甲骨学的轮廓构建以及基本使命渐渐清晰起来：还有大量的卜辞需要继续解读，还有相当的卜辞分期需要继续商榷，还有大量的资料需要整理著录，还有更精细的殷商社会面貌有待描画，还有卜辞的发展规律需要认识，还有甲骨学本身的轨迹需要联结……所有这些，吸引着一代代甲骨学者，在一个多世纪里前赴后继、呕心沥血，去实现构建中国远古文化殿堂的神圣追求。他们和“甲骨四堂”一起，共同铸造了甲骨学的灿烂星空。在他们中间，我们选择了有代表性的唐兰、陈梦家、于省吾、商承祚、杨树达、饶宗颐、李学勤、裘锡圭、张政烺、王宇信分别作介绍。

王国维在上世纪20年代这样评价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唐兰：“今世弱冠治古文字学者，余所见得四人焉：曰嘉兴唐立庵友兰，曰东莞容希白庚，曰胶州柯纯卿昌济，曰番禺商锡永承祚。立庵孤学，于书无所不窥，尝据古书古器以校《说文解字》……”
唐兰（1901～1979）年轻时曾从名医陈仲楠习歧黄之术，后弃医从文，入无锡国学专修馆。1923年毕业考获第一，得奖金500银元，用作北上求发展的经费。
唐兰从事古文字教学和学术研究50余年，涉及领域广泛，建树颇多。在古文字学方面，不仅考释出很多难识的字，而且还着力构建一套较为完整系统的古文字的研究方法，使古文字研究摆脱了过去那种猜谜式的主观臆想，走上了比较科学的轨道。

编辑《天壤阁甲骨文存》
甲骨学之父王懿荣去世后，其所藏甲骨虽然大都转卖给了刘鹗，但这些甲骨的拓片仍在王家。王家也还留有一些藏品做纪念。唐兰根据王氏后人提供的拓片，编辑成《天壤阁甲骨文存》。1939年4月由辅仁大学拓本影印出版。线装二册，图板、考释各一册，共著录甲骨108片。书之前有序号，后有检字。
王懿荣所藏甲骨，大都归刘鹗，其中一部分收入《铁云藏龟》。《铁云藏龟》之余的其他甲骨材料，一般学者就很难见到了。《天壤阁甲骨文存》提供了早期收藏甲骨的又一批新材料，对甲骨文字及甲骨学史的研究，有很大帮助。这也是唐兰对甲骨学的贡献。

考释甲骨文字一百多个
甲骨学史研究者通常认为，在孙诒让和罗振玉之后，唐兰在甲骨文字考释方面，是最杰出者之一。主要集中在他的《天壤阁甲骨文存考释》和《殷墟文字记》中。《殷墟文字记》是他在北大任教时的讲义，1978年修订并出版刻印本，1981年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此外，唐兰还有一些著名的考释论文，如《释井》《释内》等。唐兰在古文字学名著《古文字学导论》自序中说“前人所称已认识的文字不过一千，中间有一部分是不足信的；根据我个人的方法，所认识的字几可增至一倍……”在《天壤阁甲骨文存考释》自序中，他说：“余于卜辞文字致力最久，所释倍于前人，闻者或以为夸饰。”据统计，唐兰共考释甲骨文字一百多个，而且大多数准确无误，可以相信。

总结出辨明古文字形体的
四种方法
唐兰不是单纯地考释甲骨文字，他根据前人的考释经验和自己多年研究心得，总结出了辨明古文字形体的四种方法。他非常注重辨认字形，“假如形体笔画没有弄清楚，一切研究便无从下手。认清字形的方法，首先要知道文字的变化虽繁，但都有规律可循，不合规律的不合理的写法，都是错误的。”四种方法具体是“一、对照法，或叫比较法。罗振玉‘由许书以上溯古金文，由古金文以上窥卜辞，就是用的对照法。二、推勘法。就是根据古文献或己识文字的成语，经过文句的勘校，寻绎文义，确定未识字的意义。自宋代已开始使用此法。三、偏旁分析法。即把已识的古文字分析成若干单体作偏旁，再遇上用这些偏旁组成的字时，可以由已知偏旁而定之。四、历史考证法。即对一些不能认识或仍有疑问的字，就得去追求它的历史，搜集、找求证据，归纳出公例，从而考定文字。偏旁分析法是对文字进行横向分析，历史考证法则是对文字进行纵向研究。这是古文字研究中两种最重要的方法，而历史考证法尤其重要”。唐兰是这一理论的发明者，也是实践者。他的甲骨文字考释正是遵循了这些方法，他丰富、发展了清代孙诒让用以考证古文字的偏旁分析法，并以此释出了甲骨文中的“斤”字，并推至其他含有“斤”旁的文字。

向传统“六书”说挑战
清代以来，虽然古文字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考释古文字的方法却一直没有人认真探讨。有些研究古文字的人在语言文字学上缺乏修养，主要凭想象去考释古文字，甚至把释字比作“射覆”。另一方面，由于一般文字学者不熟悉古文字，不能及时吸收古文字学者的研究成果，文字学也长期不能从一些旧观念中解脱出来。
唐兰的主要贡献是通过甲骨文字的研究建立起科学的文字学基础。历来学者对“六书”的解释不一，界线不明，在运用中，它也并不能完全反映先秦古文字结构的实际。然而研究古文字的学者，谁也没能摆脱这种传统学说的束缚。
唐兰在1935年出版的《古文字学导论》中，依据甲骨、金文提出了“象形”“象意”“形声”三书说，冲破了汉代人以小篆为基础的“六书”造字理论束缚，对文字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于汉字的演变发展，唐兰在《中国文字学》一书也作了系统的阐述，他介绍了殷、周及六国的古文字以及秦汉以后的篆、隶、楷、草、行，以至俗字、简体字的源流与特点，并提出了创制新文字的构想。
古文字学家张政烺曾说：“中国古文字学研究已有一两千年的历史，但很少理论性著作。”唐兰的《中国文字学》《古文字学导论》《殷墟文字记》等建立了一个古文字学理论体系，其重大突破“是空前的，在今天仍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