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学中的唯物史观派

1929年，郭沫若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在这本书中，郭沫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系统分析了包括甲骨文资料在内的古代历史资料，对中国古代社会进行了全面探讨。其中的《卜辞中之古代社会》一章，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甲骨文与商代史的第一篇论著。

在自序中，郭沫若申明本书的性质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编。书中的观点是他根据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摘录”的，书中的材料则以罗振玉、王国维的甲骨文研究为出发点，综合考察了殷商社会的生产状况和组织结构。随后，他又以摩根《古代社会》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必须知道的准备知识”，将《卜辞中的古代社会》的基本观点浓缩出来。

董作宾虽“不甚赞同”郭沫若唯物史观的“新古史系统”，但在上世纪50年代初仍然作出如下评述，为人们经常引用：

大家都知道的，唯物史观派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领导起来的……他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史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

该书观点新颖，论述犀利，语言明白晓畅，深入浅出，把不易理解的古文字解说得一清二楚，颇受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喜爱。

该书在几个月中，连印三版，大有洛阳纸贵之势。尤其是书中包含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的诠释，影响了更多思想激进的青年。当时国内正在开展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讨论。即中国社会脱离了原始公社制的“野蛮时期”之后，进入了阶级社会的“文明时期”，起初所经历的到底是什么样的阶段。论战的主要战场在上海，而蜗居东海彼岸的郭沫若却成了论战一方的主要代表。

新史学开山之祖王国维，利用甲骨卜辞对商代世系进行了创建性的考证，人们由此知道，《史记》中记载的商代历史确是信而有征的。

然而真正意义上的商史重构，是在殷墟甲骨文科学发掘并大量出土之后。古文字学家、史学家、考古学家都在利用这批原始史料，依据二重证据法，从不同角度探求上古三代历史的真面目。其中最优秀的就是郭沫若，他综合了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两大学术派别——古史辨派、考古证史派的最新成果，确立了自己独特的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