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 在挖掘中确立新方法

读李济殷墟发掘的历史名著《安阳》，人们就会看到，李济把殷墟的第二、第三、第四次发掘，均视为考古新方法的实验，以及发掘殷墟理念的坚持。

第二次发掘，时间从1929年3月7日至5月10日。对李济来说，最重要的是小屯地面下的情况。他发现地下堆积物分为三层：第一，殷商时期的主要文化堆积；第二，覆盖其上的是隋唐墓葬。第三，覆盖墓葬的是现代堆积物。

第三次发掘，时间从1929年10月7日到12月12日。就在这次发掘开始，李济用“卷地毯”的方式，对整个殷墟遗址进行全面揭露。他在小屯村东北麦棉田里，挖了一条南北向的长纵沟和6条平行的东西向横沟，进而探索整个遗址的主要堆积的分布情况。

当时的发掘负责人石璋如回忆：“殷墟第二次发掘所用的方法，和这一次发掘，老实讲来，还是含有试探的性质。这次发掘还有一件为村人所不了解的事，就是坑内出了生土，已经不出东西了，李先生仍然命工人向下挖生土，他要挖到水面，他的目的是看地层的堆积而不是专挖东西。这种挖法，却惹起地方上有经验盗掘者的暗中讥笑，他们哪里明白地层堆积的意义。”

科学方法使李济迅速发现了殷商文化最重要的堆积——“大连坑”。李济亲自指挥了“大连坑”的挖掘，距地面3.3米之间的11个土层关系清晰地显现了出来。在“大连坑”底部向下的3米多处，发现了一堆甲骨，其中有4块较完整的大龟板，它们处于同一时代，体形巨大，字迹众多，内容重要。这4块龟板一出土就引起了考古界的关注，人们称这4块龟骨为“大龟四板”。董作宾以后从中发现了“贞人”，从而摸索到甲骨文断代的科学方法。

第四次发掘，时间从1931年3月21日至5月12日。李济制定的方法也愈渐成熟：在大面积的发掘前，先作点的探找，次作线的观察，再作面的揭开，最后作体的发掘。

更重要的是，李济与他的同事们统一了思想，他们下定决心，无论经费上遇到什么困难，复原殷商王朝建筑基础的信念一定要坚持下去，直到这个被人遗忘的朝代的建筑复原取得坚实的基础为止。

在对已发现的大面积夯土区进行全面研究和复原其扩展部分后发现，李济他们坚持的这项基本方针是正确的。李济在《安阳》中写道：“复原夯土耗费时间，需要耐心和技术，还要有极丰富的想象力，认识长期计划的意义，即经过长期的工作之后，证明它的永久价值。”

李济不愧是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就在他主持殷墟发掘之时，与相继加盟的考古组同人约定：一切出土物全属国家财产，考古队人员决不购买、收藏古物。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条行规依然为考古界所严格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