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学方法领航甲骨学

编者按
殷墟早期有组织的科学发掘，自1928年开始，到1937年因日本入侵华北而告结束。这十年间，先后对殷墟进行了15次发掘。董作宾主持了第一次发掘，李济是后14次发掘的领导人。
发掘地点集中于洹河南岸的小屯村与洹河北岸的侯家庄和武官村附近。这15次发掘成果显著，找到了殷商王朝的宫殿区和王陵区，证实了《竹书纪年》关于商代晚期都邑地的记载，使得殷墟遗址曾经是商代晚期都邑成为不可动摇的结论。这15次挖掘，共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陶器、青铜器等古物，获得甲骨24，918片。其中1936年发现的编号为YH127的大型甲骨埋藏坑，一次出土刻辞甲骨1.7万余片。这15次发掘，对于甲骨文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使甲骨文研究从原有的文字考释和历史考证阶段，进入到依靠现代科学方法和手段进行全面研究的新阶段，同时还创建了中国考古学的新学科。
董作宾领导的殷墟第一次发掘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发掘还在进行中，傅斯年就开始了更换发掘领导人的行动，这显然是不寻常的决定。在自美回国途中接到傅斯年邀请的新领导人是李济。
20世纪初的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受到了西方学术思潮的猛烈冲击。在李济之前，中国还没有考古学。中国古文字学的研究，从未走出过书本阅读的范围，因而被称为考据学。甲骨文的出土，让人们看到了获取新资料的新途径。而如何从田野发掘科学的新资料，则又完全属于新学科考古学的范畴。
傅斯年看到了这种学术发展的趋势，在创建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提出了一个口号：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很明确，他就是要历史语言研究走出书斋，用手用脚到田野去获得第一手科学资料。在这种大背景下，殷墟发掘的领导人自然应是掌握现代田野方法的学者。
李济(1896-1979)1911年考入清华学堂，1918年毕业。同年，赴美国麻省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次年获心理学文学学士学位，1920年获社会学文学硕士学位。继而赴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及考古学。1926年，李济带领考古组与美国费利尔美术馆合作发掘了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李济创造的“三点记载”“层叠”“探沟探坑”等田野科学考古工作方法，今天仍被考古界沿用。西阴村发掘的第一锄，为李济赢得了“工作方法现代化的、兴趣广泛的、超越历史时代的中国第一个考古学家”的好名声。
1928年冬天，李济赶到河南开封与董作宾会面，他们同意春节后再进行一次试掘。他们还达成了协议，董作宾负责研究文字的记载，而李济负责其他遗物。
看过董作宾的报告，李济感到首次发掘有很多教训可总结。在致蔡元培、杨杏佛的信中，他写道：“此次董君挖掘仍袭古董商陈法，就地掘坑，直贯而下；唯检有字甲骨保留，其余皆视为副品。虽绘地图，亦太简略；且地层紊乱，一无记载……唯彦堂人极细心，且亦虚心，略加训练可成一能手，并极愿与济合作，斯诚一幸事。”
李济在学术上历来严格挑剔，对上知无不言，范围也就蔡、杨两人，想不到也引起了不良反应，李济深以为悔。后来，他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解释道：“前函只是就事论事，然并未责彦堂个人；此为在中国一科学知识问题。不过中国社会，人（和）事多不能分，兄之所虑正是。弟因甚悔立言之不得体，以后当多加小心。”
在阅读完董作宾的报告后，李济还作出了三个判断：
1.小屯遗址显然是殷商朝的最后一个首都；
2.虽遗址的范围未确定，但有字甲骨出土的地方一定是都城遗址的重要中心；
3.和甲骨共存的可能还有其他遗物。
从李济、董作宾的协商分工到李济直陈首次发掘的教训，再到李济的这个判断，显示了他们二人关注的重心明显不同。董作宾关注的是甲骨文，是他熟悉的文字长处；而李济关注的是殷墟，是他熟悉的考古长处。他们各自坚持自己的关注，后来董作宾成为甲骨学研究的一代大师，李济则成为中国考古学之父。殷墟的15次发掘，是他们走向成功的天梯。殷墟得益于李济始终坚持科学的整体发掘，恢复了历史原貌，最终成为世界遗产保护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