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证据”的现代学术意义

陈寅恪把王国维的学术内容和治学方法概括为“三证”：第一，是地下的实物和纸上的遗文互相释证；第二，把异族的故书和本国的旧籍互相补正；第三，外来观念和固有材料互相参证。

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王国维以地下实物和纸上遗文互相释证的“二重证据”为特征的历史学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王国维把殷卜辞中的“王亥”，与《山海经》《竹书纪年》中的“王亥”比较，认为王亥实为殷人先公。王国维继续考证“王亥”与《世本》之“胲”、《帝系篇》之“核”、《楚辞·天问》之“该”、《吕氏春秋》之“王冰”、《史记·殷本纪》之“振”、《汉书》之“垓”，实为一人。从这样的考据出发，甲骨文字的意义就不仅仅是文字学的，而且是历史学的。

王国维用甲骨档案印证历史文献，除用古代书籍资料说明历史外，还用历史档案说明历史。《史记·殷本纪》记载的殷商帝系是：“微卒，子报丁立。报丁卒，子报乙立，报乙卒，子报丙立。报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为成汤。”而殷墟甲骨档案的记载是：祭祀先祖上甲牲口十只，报乙用牲口三只，报丙三只，报丁三只，祭祀示壬三只，示癸三只，口大丁十只，大甲十只。古代祭祀先祖是一项庄严的典礼，先后辈分的排列顺序不能有半点差错。甲骨档案是殷祭祀祖先的现场记录，显然《史记·殷本纪》的记载有不准确之处。

但是，《史记·殷本纪》上殷先王的名字和甲骨档案上是一致的，仅昭明（契之子，第二代）一人在甲骨档案中尚未发现。王国维根据殷墟甲骨档案，一方面证明了司马迁所记的殷代世系是可靠的，另一面又纠正了《史记·殷本纪》中排错的先公先王的次序。

王国维的考据证明了《史记》中殷商世系的记载不是传闻，而是信史，由此得出以往不被人重视的著作，如《山海经》《天问》《晏子春秋》《墨子》《吕氏春秋》《竹书纪年》等的历史价值，“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分之确实性，然则经典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古史新证》）。

从一个普通的甲骨文字的辨识出发，转入对一个殷商先公的考察，继而引申到对殷商先王世系的认识，推及到对历史文献的重新认识以及殷周典章与文化制度的探究，王国维这种典型的“二重证据”，包含了超迈常人的学术见识和理论境界。“二重证据”的历史收获是以跨越民族本位的立场和融汇中西的视野为基础的，这绝非一般琐屑之考据者所能达到。“两重证据”超出了对王国维个人学术的评判意义，而具有对20世纪学术史的总结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