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在近现代史上，没有一个时代的人们有我们今天这样的幸运。持久的和平稳定，初步的繁荣昌盛，为医治百余年来的文化创伤和发展新时代的新文化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改革开放三十年，人们的时空观念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极为深刻的变化。全球化的空间观和现代化的时间观为我们认识中国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尤其是汉字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提供了宏观的、鲜明的学术视野。
我们之所以能超越前人，而且能公正地从容平静地品评前人在汉字文化问题上的得失，不是我们比前人高明，而是我们具有崭新的时空观。我们的前辈本来也可以建立这样的时空观，但因为救亡图存压倒一切，后来又是阶级斗争冲击一切，于是失去了几十年的大好时机，对西方世界早已积累得相当丰富的学术资源几乎无人问津，漠然置之；即使是对于马克思，我们的理解也是极为片面的。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要补课，要启蒙，特别是要换脑筋。因此，我们要“听一听19世纪现代性的两个最突出的声音”，一个是尼采（1844—1900），“人们一般认为他是我们时代许多种现代主义的一个首要源泉”；一个是马克思（1818—1883），“人们通常不把他与任何种类的现代主义联系在一起”[1]，但他是“最早的最伟大的现代主义者之一”[2]。我们要重温波德莱尔（1821—1867）关于“现代性”的经典定义[3]，要研究麦克卢汉（1911—1980）关于“地球村”和“媒介即是信息”的理论。麦氏理论的出炉，被形容为“犹如一场大地震，在整个西方乃至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冲击波和余震”[4]。
汉字文化跟马克思、尼采、波德莱尔、麦克卢汉等人有何关系？他们有一言半语涉及过“汉字文化”吗？没有。但有关，而且关系甚大，是我们研究汉字文化的理论起点与基点。
因为，从本质上来说，“中国的文化，就是汉字的文化”[5]，中国文化的危机，也就是汉字文化的危机。汉字文化是遭遇全球化、现代化才有的问题。古代也有汉字文化，但从来没有成为问题；成问题的是现代汉字文化，而不是古代汉字文化。所以，不论是品评汉字文化的昨天，还是观察汉字文化的今天，抑或展望汉字文化的明天，我们都要从马克思、麦克卢汉等人的全球化、现代化理论中寻找不是答案的答案，结合汉字文化的实际，用世界眼光建立我们自己的思考方式。
先从汉字文化的昨天说起。
“昨天”是一个时间概念，我们当然要划分起点与终点。
现代汉字文化的昨天，大体上可以从鸦片战争算起，或者更早一点。其终点应以两件事情作为标识：一件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更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另一件是“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最高指示自动停止，不再被人提起。这种看似戏剧性的变化，正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充满了矛盾、对立，充满了不确定性，“世事如棋局局新”。对此，我们就要请教马克思了。马克思并没有说，汉字要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马克思也没有说，要摧毁中国传统文化。但马克思对全球文化的现代性已有如下精辟论述：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1]
《共产党宣言》是一篇“消灭私有制”的宣言，这一点我在六十年前就已经认识到了；而下面这样的认识却是近年才得到的：
的确，它使人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共产党宣言》，把《共产党宣言》看作未来一个世纪的现代主义运动和宣言的原型。《共产党宣言》表达了现代主义文化中某些最深刻的洞见，同时也将现代主义文化中某些最深刻的内在矛盾戏剧化了。
“事物破碎了，中心不复存在。”而这个形象正是来自于马克思，来自《共产党宣言》的核心部分。[2]
重温《共产党宣言》，对“昨天”中国所发生的重重充满矛盾、对立、不确定性变革就可获得一个清晰的认识；同时，我也认识到，什么《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1935）、《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1958），基本上都是书生之见，对于我们面对的这个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这一根本事实，不是缺乏足够的经验知识，就是缺乏理论的解释与概括，无非是想借“宣言”来抬高个人的文化地位或宣告某种不三不四的学术主张；同时，我也认识到，既然“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那么孔圣人“被亵渎”，汉字“被亵渎”，传统文化“被亵渎”就不足为奇了。封建君主制的“烟消云散”，科举制度的“烟消云散”，三纲五常的“烟消云散”，汉字在朝鲜、在越南“烟消云散”，在日本、在韩国、甚至在中国本土也有“烟消云散”之势，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也没有必要在汉字拼音化的问题上过分看重钱玄同、鲁迅、瞿秋白等人的个人责任了。这不是说他们的主张是正确的，他们的主张“等不到固定下来”也“陈旧”了，也“烟消云散”了。正如马克思所言：“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1]进步中包含着退步，建设中包含着破坏，获得中包含着失去，现代化就是以这样的运动形式向前发展的。马歇尔?伯曼说：
马克思和尼采也会为现代人摧毁传统的结构而欣喜；但他们知道人类要为这种进步付出的代价，知道现代性还要走很长的路才能治愈自己的创伤。[2]
马克思和尼采的这两个“知道”，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却不知道。有的人只愿意看到“进步”，对“昨天”所“付出的代价”，埋怨、指责；有的人又不愿意看到“创伤”，甚至扩大“创伤”，要彻底与传统决裂。这都是汉字文化的“今天”所应正视的问题。即使“还要走很长的路”，要几代人才能走完这条长路，也必须“治愈自己的创伤”。
汉字文化的今天不同于昨天，就是从“治愈创伤”开始的。一本《汉字文化大观》的推出，其治疗功效远胜于一打说空话的“宣言”；“汉字文化学”这个新概念、新学科的建立，是汉字文化由昨天发展到今天的重要标识。这门学科的深远意义，不仅在今天已得到证明，可以断言，在明天将继续得到证明。在国内外将会有更多的人为这一学科的发展、成长贡献自己的力量。汉字文化学是一门超越地理边界，超越意识形态的学科，它拒绝狭隘的民族主义，反对贬抑欧美字母型文字，它有光明的前景和无限的生命力。
汉字文化学也非常珍惜由“昨天”传下来的两项伟大成果。一项是简化字，一项是汉语拼音方案。这两项成果都是在现代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产生的，与意识形态无关。简化字虽不尽如人意，也可以微调，但适当简化有利于汉字的生存，有利于汉字走向国际，有利于汉字更便捷地为人们服务，这个道理是明摆着的。至于拼音方案的产生，那是中国人（还有某些外国人）经过百余年的反复研究实践所取得的成果，功在千秋，利及全球。汉字有了拼音这个辅助工具，如虎添翼，飞向世界，飞向电子时代。中国人既保存了汉字，又能让汉字与现代高科技相结合，为持续发展传播汉文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今天，汉字的性质没有变，汉字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不确定到确定，由受批判到受尊重，这一场历史性的大转变是我们的前辈所难以想象的。汉字还能翻身，又一次向世界证明：现代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杂过程。导致这一转变的具体因素究竟是什么？还得用马克思所塑造的“形象”来说明，这就是：
事物破碎了，中心不复存在。
西方中心主义“不复存在”了，由西方中心主义构建的世界文字发展观“破碎”了；“一言堂”“破碎”了，“舆论一律”的局面“破碎”了，汉字翻身了。
“今天”的全球化、现代化与“昨天”已有显著不同。市场经济的崛起，电子时代的到来，禁锢多年的思想文化界一旦“破碎”（解放），新时期的文化建设几乎是自然大趋势，文化建设的首选基地就是汉字文化。三十年来，文化建设成就最实在最有长远意义的也是汉字文化。汉字文化观念的提升就值得大书特书，还有一大批人以汉字文化作为专题研究方向，形成了专门之学。汉字的国际地位也在提高。据2009年1月29日《北京青年报》报道，我们的邻邦日本正准备在现有常用汉字表基础上增加191个常用汉字。韩国多位前总理在全国汉字教育推进总联合会的推动下联名向政府提出《敦促在小学正规教育过程中实施汉字教育的建议书》，“韩国五大经济团体在2003年决定，建议属下19万家公司，从2004年起招聘时进行汉字资格检定考试，只能录取认识1817个汉字、书写1000个汉字的新职员”。[1]
汉字能翻身，是因为汉字乃国之灵魂。“文革”中有位老先生作诗云：“文字国之魂，魂亡何所寄。中夏百年内，文字乃日敝。有心痛哭者，能无心惊悸。亟思醒国人，勿自就坟次。国灭尤可复，文字灭不继。”[2] “国人”终于“醒”过来了，终于找回了自己的“魂”，一颗颗“惊悸”的“心”终于安宁下来。
从学科性质而言，汉字属于学科之母，是一切母体文化的根基，没有任何一种文字可以取而代之。20世纪初年章太炎提出了学科方圆说，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他说：“凡在心在物之学，体自周圆，无间方国。独于言文历史，其体则方，自以己国为典型，而不能取之域外。斯理易明，今人犹多惑乱，斯可怪矣。”[3]
章氏所说的“在心”之学指的是概念、逻辑思维科学；“在物之学”指的是自然科学。这两类学科具有普适性的特点，故其体“圆”。“言文历史”指语言、文字、历史这三门学科具有民族特点，故“其体则方”，“不能取之域外”。这个道理虽然“易明”，可章氏之前无人能“明”，章氏此言之后已有一百年，还是“犹多惑乱”。章氏作为学术思想家，“五四”以来，一直受到西方中心主义者的排斥，这的确是汉文化的不幸。
20世纪初年日本的山木宪曾说：“世有为汉字废止论及汉字节减论者，欲废汉字而代以罗马字，或减少通用汉字之数，是殆类于狂者之所为，皆心醉西风之弊也。此论之发生，非文字之关系，乃国势消长之关系耳。好奇趋新之徒，雷同附和，将酿成不可救治之毒害。”
“好奇趋新之徒”，“狂者之所为”，“不胥时而落”（《荀子·君道》），我们这一代人有幸亲眼看到了。汉字的地位保住了，而汉字文化所遭受的“创伤”，以及“不可救治之毒害”，至今仍然存在。
一是传统汉字观的颠覆
东西两大文字体系产生的背景不同，因此文字观也大不相同。在西方，“字母随着商业”[4]而产生，“腓尼基商人……从埃及象形文字中借得一点画儿，又从巴比伦文字里简化了一些楔形字，为了图快，他们牺牲了旧写法的美观，并且把旧写法的几个画重组成一组，变成简便的22个字母。”[5] “腓尼基人……从不留心书籍和学问，他们只注意钱。”[6]腓尼基人的文字观就是两个字：一曰“快”，二曰“钱”。
在希腊神话中，腓尼基王的儿子卡德摩斯王(King Cadmus)“把拼音字母引进希腊，种下凶龙的牙齿，牙齿长成了全副武装的人。……这一神话也囊括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将其凝练成瞬间的顿悟。拼音字母意味着权力、权威，意味着运筹帷幄、决胜千里”[1] 。“字母文字产生黩武主义……拼音文字是人类最悠远的、用于均质化军事化生活的、最了不起的加工媒介，上述神话已指出这一点。”[2]“使用拼音文字的人，从古希腊人到现代人，在与环境的关系中，始终都表现出进击的姿态。他们需要把环境转换为语音的、文字的东西。这就使他们成为征服者，成为推土机和平土机。”[3]
麦克卢汉的话不可全信，但从腓尼基到希腊，字母文字与商业、“黩武主义”结缘，的确形成了海洋文化的特色。
西方世界没有崇拜拼音文字的习俗，“在2000多年的读写文化中，西方人很少去研究或了解拼音字母在创造他们的许多基本文化模式中产生了什么效用”[4]。
中国人对文字的崇敬有几千年的历史。汉字的神话是：“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5]文字可以上通天神，下劾鬼怪，这是早期农业社会的原始崇敬。其遗俗有“惜字会”、“惜字歌”、“惜字章程”；有“仓亭”、“仓颉庙”、“仓颉造书台”。中国人崇敬方块汉字还有两层理由：汉字是中华民族发展、统一、团结的第一大功臣；另外，汉字具有真、善、美的品格。“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6]，这就是真。“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7]，这就是善。至于汉字的结构美、书法美，前人之述备矣，至今还有数不清的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字”与画一样，是可以论品计价的。
遗憾的是，百余年来，传统的汉字观完全被颠覆了。“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素被尊崇”的汉字岂能例外。“功臣”被说成是罪人，“真善美”被说成是“野蛮”“混蛋”。虽然这类“被说成”的不实之辞如今已“烟消云散”，而汉字的真善美性格及其不朽功勋，真正了解的人有多少？争议还是有的吧？如果我们对自己的文字缺乏崇敬之情，我们的文字又怎能理直气壮地参与国际竞争呢？一种“自惭形秽”的文字岂能肩负文化传播的任务！
二是“文房四宝”的没落
古人所说的“文房四宝“是指笔墨纸砚。笔特指毛笔。“四宝”将汉字与书写汉字的人联为一体，展现汉字特有的人文精神，也展示每一个书写者的独特个性。陆游有诗云：
水复山重客到稀，文房四士独相依。[1]
由“宝”而“士”，情感更深。古人对汉字的深厚情感已融入生命，生活在电脑和互联网时代的人们不能不与“四宝”绝交（电脑用“纸”与“四宝”中的“纸”功能不同），电脑“写”出来的汉字虽然还是汉字，但既无书写者的个性在其中，也无书写者的情感在其中。麦克卢汉说：“媒介即是信息”，“媒介正是发挥着塑造和控制作用。”[2]电脑和互联网这样的媒介传播的是什么样的信息？是消解传统的汉字文化观念和汉字文化精神的信息，是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人们对汉字情感的信息。电脑和互联网在塑造人的情感世界、文化观念，这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的。“文房四宝”已由大众层面撤退而进入小众世界，成为少数爱好者的专门之学。无可奈何，只能如此，因为我们是现代人，我们无法摆脱电脑和互联网的“塑造和控制”。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当传统与现代发生矛盾时，传统必须让位给现代。人，万不可成为传统的奴隶。
三是书面文字的疏离化
麦克卢汉说：“由于电力技术使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延伸，它似乎偏好包容性和参与性的口语词，而不喜欢书面词。我们西方的价值观念建立在书面词的基础上，这些观念已受到电话、电台、电视等电力媒介相当大的影响。我们时代许多大学问家为何发现在研究这个问题时难免陷入道德上的恐慌状态，其原因恐怕就在这里。”[3]
电视等媒介导致书面文字的疏离化是世界性的，也是灾难性的。电视通过缺少文化内涵的口语词和“讲坛”之类的形式，使大众于视听过程中被控制被塑造，从而丧失独立思考能力、研究能力，也丧失对文字形、音、义的感悟能力和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之情，这不能不引起“道德上的恐慌”。
现代中国人对书面文字的疏离化，电视等媒介的口头文化、流行文化只不过是原因之一，而且不是主要原因。我们的书面文字有文言白话之分，有繁体字简体字之别，我们与之疏离的是文言文、繁体字。不只是普通读者读不懂文言文，不认识繁体字，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能读懂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著作的人有多少？更不要说诸子百家、十三经、二十四史了。古籍整理中的标点错误、注释错误，触目惊心。更为可怕的是，很少有人批评这些错误。口语与书面语断裂，文言与白话断裂，挽救的唯一办法是从汉字文化入手。因为“每个汉字都沾满了几千年的使用的‘踪迹痕’（trace track）和它们所带来的信息”[4]。今人只有读懂这些“踪迹痕”和“信息”，才可进入古典世界。
四是汉字结构知识的普及问题
2008年中国十大新词评选中，“囧”字被誉为“21世纪网上最牛的汉字”，“是古老文化与现代网络的完美对接”[1]。关于它的结构分析是：
外面的“口”代表人的脑袋，里面的“八”代表眉眼，小“口”则代表嘴。低垂的眉眼、张开的嘴巴，构成了“囧”天然的表情功能。这样的表情，可以表达惊诧、哭笑不得、郁闷等多种不可言说、不便言说、不想言说的情绪。而“囧”的发音正是“窘”，或许是巧合，却堪称完美，共同支撑了“囧”的强大意义功能。[2]
每一个时代都会产生王安石式的汉字结构分析，只不过网络力量大无边，故“囧”字“最牛”，“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它，使用它，它的生命力也更加旺盛了”（刘艳语）。
“囧”字见于《说文》第七篇，如果一位大学老师讲《说文》时，按照网络上的“新意”来讲“囧”字，恐怕不是“和90后学生一下亲近了很多”，而是要被轰下讲台。流行文化和经典文化各有不同的背景、功能，而我们现在缺的是对汉字结构经典分析的传播、普及。汉字的形、音、义各有自己的系统，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几乎蕴涵了汉文化的方方面面。形书有《说文》，音书有《切韵》（《广韵》），义书有《尔雅》。远的不说，就在百余年前的清代，这三本书既是普及读物，又是专家之学。那时的读书人，在青少年时代已受过较为基础的文字、音韵、训诂教育，这三门功课若不“及格”，国学就不能入门。那时的官僚们多有丰富的文字知识，其中不少人是大专家。《说文》四大家有三人当过县令，朱骏声是安徽黟县的训导，相当于教育科的副科长。我们现在的县官们有几人读过《说文》？有几人通晓汉字文化？当然，时代不同了，我们不必提出这样的要求。但县官也是要读书的，2008年11月27日《南方周末》登载了一篇不足三百字的小文章，题目是《县官读的什么书》。读的是《官经》《中国历代君臣权谋大观》《古代帝王驭人术》《蒋介石的权术》《孔子为官之道》《官场文化与潜规则》《教你如何聪明工作往上爬》……。文章的作者说：“发现他们书架上的‘私密读物’大同小异，让我大跌眼镜。”我以为真正让我们“陷入道德上的恐慌状态”的正是这样的阅读趣味、价值取向。“父母官”如此，何以“治国平天下”！“作《易》者，其有忧患乎？”[3] “汉字文化学”的提出，“忧”亦在其中矣。
有问题就会有忧患，有忧患就会有希望。汉字文化的明天将会如何？我有两点希望。
一点是与教育相结合，这是由汉字文化的性质决定的。汉字文化属于传统文化、制度文化。作为传统文化，它具有古典性、人文性、本土性这样的一些特点；作为制度文化，它具有现代性、工具性、全球性这样一些特点。传统要靠人来继承，制度要靠人来维护。如何继承，如何维护，要通过教育来实现。离开教育，传统必然要流失，制度必然遭破坏。恐怕要经过几代人的教育实践，才能走出历史的阴影，医治百年创伤，建立新型的汉字文化学说。所谓新型的，即古典性与现代性统一，人文性与工具性统一，本土性与全球性统一。如果现代与古典断裂，人文与工具分离，本土与全球对立，汉字文化就不可能有什么希望。
我的第二点希望是汉字文化要面向世界，参与国际文化交流。这样的希望古已有之。宋代的郑樵（1104—1160）曾感慨地说：“何瞿昙之书能入诸夏，而宣尼之书不能至跋提河？声音之道有障阂耳，此后学之罪也。”[1]现在有了汉语拼音方案，“声音之道”已无“障阂”。而汉字文化的传播，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之内，还是无法与英语文化的传播相比。在古代中国，汉字文化虽未传播到跋提河，而东方有一个汉字文化圈，儒家文化的高度发达，是汉字文化得以向邻近诸国传播的原动力。现代的儒学即使是所谓的新儒学已没有多少号召力，现在人们所说的“汉语热”，基本上是市场经济在起作用。外国人学汉字、学汉语，是为了和中国人做生意。我们还没有一种用汉字写的文学、思想、哲学或科学著作足以感动世界，领先世界，让外国人感到：非学中文不可。只有真正成为文化大国，汉字文化才能实现走向世界的希望。
[1] [美]马歇尔·伯曼著，徐大建、张辑译《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第20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
[2] 同上，第165页。
[3] 参见波德莱尔1863年发表于《费加罗报》的《现代生活的画家》，郭宏安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
[4] 何道宽《理解媒介·中译本第一版序》，商务印书馆，2000年。
[5] [日]平冈武夫《日本文《〈中国古代书籍史〉序言》，见《书于竹帛》附录三，第185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1] 《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
[2] [美]马歇尔?伯曼著，徐大建、张辑译《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第114、115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
[1] 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
[2]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第29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
[1] 黄彬华《韩国“去汉字化”带来尴尬后果》，《北京青年报》2009年2月1日。
[2] 高成鸢《身后名不若生前一杯酒》。《中华读书报》2003年3月9日。
[3] 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1913年。
[4] [美]房龙著、常莉译《人类征服的故事》第24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5] 同上，第245页。
[6] 同上，第241页。
[1]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第119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
[2] 同上，第109页。
[3] 《麦克卢汉精粹》第426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4]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第119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
[5] 《淮南子·本经训》。
[7] 《说文解字·叙》。
[8] 同上。
[1] 《闲居无客所与度日笔砚纸墨而已戏作长句》，《剑南诗稿》卷26。
[2]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第34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
[3] 同上，第118、119页。
[4] 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又见《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169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
[1] 王夕《2008中国十大新词》，《北京科技报》2008年12月29日。
[2] 刘艳《让人发“囧”的“囧”》，《语文建设》2008年11期
[3] 《周易·系辞下》。
[1] 《七音略·序》。瞿昙：Gautama，又译为“瞿答摩”；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本姓。跋提河：《大唐西域记》卷六作“阿恃多伐底河”，梵文作Ajitavati，这里指印度。
2010-05-13 人教网
《汉字文化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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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文化学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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